值得一提的是，谭亮成等所揭示的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湿润气候在全球并不例外，地中海也有部分记录显示在4.2千年事件时降雨增多；还有一些记录如北大西洋的北部、罗德里格斯岛的研究记录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干旱化。这说明了4.2千年事件在全球的复杂表现，并不能一概而论。
4 4200年前洪灾与大禹治水
虽然学术界关于中国南北方在4200年前的湿润和干旱气候大背景仍存在争议，但不同地质记录均显示4200年前的气候变化并不稳定，发生了多次强降雨事件。与之相吻合的是在众多河口地区的沉积序列中发现了4200年前留下的多个古洪水记录，以及江汉平原云梦泽湖面的上涨，长江下游海平面的上涨。
这些强降雨/洪水事件与中国南北方的气候背景，特别是北方的干旱气候是否冲突呢？答案是否定的。谭亮成等介绍，“南湿北干”的“干”或“湿”指的是整体、相对长时间尺度的气候背景，而强降雨/洪水事件是年代际到更短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不过目前还不确定这两大流域的洪水事件是否是同时发生的。
不管怎样，这些洪水记录不免使我们将其与大禹治水的传说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应该是相互印证的。但那么大的洪水，在史前技术落后的时代，大禹究竟有何种神功可以治水成功呢？
谭亮成等在甘肃乌鸦洞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他们用乌鸦洞石笋氧同位素重建了黄土高原地区过去6000多年的降雨变化，发现在4000年前左右，黄土高原发生了持续约20年的极端强降雨事件，这可能造成了黄河中下游大禹时代的大洪水。由于距今4000 48年的年代点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断的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时间非常一致，石笋记录和考古、历史文献记录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洪水事件以及我国夏王朝的真实性。
记录显示之后该地区的降水开始减少，考虑到史前人类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下，谭亮成等认为降雨的自然减少可能也是大禹治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禹治水想象图
5 新石器文化衰亡与气候有关
古气候研究显示，全新世中期（8000年前至4000多年前），我国气候适宜，为史前文化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新石器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大江南北生根发芽，不断壮大。4500年前至4200年前，中国北方的文化如山西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南方文化如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已临近文明的门槛。其中良渚文化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除陶寺文化外，其他新石器文化在4200年前开始如繁星般陨落，如此同步的衰亡走势，以及与全球三大古文明的同步衰亡，气候变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否认。
4200年前，我国已然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模式。当北方降雨减少时，农作物收成减少，人口压力大，促成了北方文化的瓦解。而南方水稻虽然对水源的需求大，但南方地区降水量原本就比较多，且河网发达，干旱并不会限制南方水稻的种植，所以早期一些研究提出的中国南方干旱导致了水稻收成不佳、文化衰亡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谭亮成等在惹迷洞的研究，以及张海伟等在江西神农洞的研究均认为，是4200年前左右的湿润气候以及洪涝灾害对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说明在史前时期，干旱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南方地区的发展，湿润多雨的气候反而对南方地区的负面影响更大。
延伸阅读
气候不是制约史前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气候变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地形地貌和战争冲突等往往也会影响文化发展。如在谭亮成最新的这篇研究中认为，军事冲突以及气候和地貌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石家河文化的衰亡。
5700年前至4300年前，随着降雨减少，该地区的聚落遗址从西部高地势地区逐渐向东部地势低洼且水源多的地区扩张并壮大，石家河城成为同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然而，4300年前之后该地区的气候逐渐转湿，并伴随多次洪涝灾害，对低洼地区的石家河文化聚落产生了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石家河文化和王湾Ⅲ期文化的军事冲突（禹伐三苗）加速了石家河文化的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