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七人乐队》，于7月29日在内地正式上映。这部电影从2015年就传出筹备的信息，2018年已拍完，陆续出现在很多电影节上。2020年6月，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10月，作为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2021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七人乐队》又与《风再起时》一道成为双开幕影片，参与执导的几位导演在香港高调合体。
然而，2018年年底，导演之一的林岭东突然离世。他已制作完毕的《七人乐队》中的短片《迷路》，成为遗作。
这是香港动作片、新浪潮与黑帮片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们的一次集体亮相，几位加起来共获得过几十座金像奖奖杯。他们每人拍一部短片，用已退场的胶片，讲述香港过去的故事。
作为监制和发起人，谈起这部有关香港记忆的影片，杜琪峰变得异常温柔，与那位着迷于枪火和黑帮的导演判若两人。他今年67岁，已有6年没拍过枪战片了。
2010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之后，杜琪峰不再用胶片拍电影。
胶片的退场似乎是一个时代交替的象征。杜琪峰感到惋惜，他觉得正是因为有胶片，才造就了香港电影，也造就了这一批导演和电影工作者。“我们是不是要为菲林做些事，表示对它的尊重和敬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想法。
他想到去找一群导演用胶片再拍一次，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拍什么呢？应该用最珍贵的东西拍最珍贵的故事，能与越来越珍稀的胶片相配的，只有香港这座城市。他挨个给其他导演打电话，大家都欣然同意入伙。
香港的胶片代理公司几乎已找不到了，也没有冲印的地方。他们在曼谷和台北找到了一些胶片。“浪费些时间，浪费些钱。”杜琪峰说。
最初计划是八部短片结合，每一部对应一个十年，取名《八部半》，借用费里尼经典之作的名字。但吴宇森因为身体原因中途退出，70年代成了空白。于是成了《七人乐队》，七个故事，从50年代一直拍到未来。
这70年正重叠着这一代导演的生命旅程。7个老港人，有4人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剩余3人生于50年代，最年长的是1945年出生的袁和平，今年67岁的杜琪峰年纪最小。
袁和平与洪金宝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动作片崛起的代表人物。70年代，李小龙、成龙相继为香港动作片奠定风格，袁与洪正是担任武指的幕后功臣。70年代末，一批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开始用镜头展现香港历史和社会经验，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许鞍华、徐克、谭家明是最重要的三位旗手。而杜琪峰与林岭东则是香港黑帮电影最杰出的作者，他们还都是王天林的门徒。香港电影的50年，几乎被他们概括。
作为监制的杜琪峰看完这些片子，看到了这代人之间共通的情感，也咂摸出一些不同的况味。“会觉得，哦，原来林岭东是这样想东西的，徐克是那样想的，洪金宝是这样看那个时代的，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他的语气像是沉入回忆一样缓慢下来，“加起来就会看得出——香港就是这样过来的”。
距离香港导演集体“北上”，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20年足以知晓“谁负谁胜出”，在杜琪峰眼里，这或许也是各人的宿命。2004年，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生效，陈可辛、徐克、王晶、刘伟强等香港导演陆续北上，与内地电影公司合作。杜琪峰步他们之后，2011年推出第一部合拍片《单身男女》，他将迟到的原因解释为自己的国语不好。
如今，徐克彻底融入内地市场，最新的作品是《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他是三名联合导演之一，刘伟强也接连执导《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而杜琪峰在2016年拍完《三人行》就调头南下，回到了港岛。
电影研究者谢枫曾指出，杜琪峰的作品中始终包含着对社会的反思。在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黑社会》里，他真正希望谈的是时代巨变中的变与不变。第一部里，时代看似变了，但帮派信奉的还是龙头棍和叔父们，到了第二部，则是真的变化。“我要表达的是何去何从。”他说。
他自己也受到过“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的困扰。1993年，他执导了周星驰主演的《审死官》和《济公》，如日中天的周星驰在片场占据着主导，这种感觉让身为导演的杜琪峰郁闷。他放空了一整年，想明白了，电影应该是个人的东西，他决意在商业的港片世界里拍作者电影。1996年，与出自TVB的韦家辉多次深聊之后，两人成立“银河映像”，正式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