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香港电影市场已经现出颓势，1993年出产了207部电影，1995年就跌到了150部，好莱坞电影呈碾压之势。在这个夹缝中，银河映像推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非常突然》《枪火》《两个只能活一个》，在猛烈的暴力与死亡中间，始终弥漫着一股宁静和优雅的气息，他称之为“痛苦的浪漫”。港片衰落的十年里，银河映像撑起了面子，并且保持着港片的活力。
2016年《三人行》宣传期间，在北大的论坛上，有观众问他什么时候拍《黑社会3》，他肯定地说，一定会拍，但现在时间不对，不管到什么时候拍，“内容不会改”。他内心始终有一些笃定的东西，像一块暗礁，在潮起潮落中纹丝不动。
与《中国新闻周刊》谈到这几年时，杜琪峰表示“我当然是希望自己多些作品啦”，他说，“以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更聪明地去拍电影。”
杜琪峰常常以执拗和强势示人，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他又在片场毫不留情地骂了哪位影帝。因为不满金像奖的评选机制，他毫不掩饰愤慨和失望，近20年都没再参加这个年度派对，即便组委会依然不断将提名和奖项颁给他。
但他从未真的与香港电影界分隔，反而主动怀着一股家长般的责任心，譬如这一次组织《七人乐队》这样一次集体致敬。2005年发起了“鲜浪潮短片竞赛”，亲自找投资、办培训、做监制，为香港电影挖掘新人。“鲜浪潮”计划持续了十余年，至少十位新导演浮出水面。
2016年，他亲任监制，为三位出身自鲜浪潮计划的年轻人保驾护航，拍出《树大招风》，在下一年的金像奖颁奖礼上揽获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等五项大奖，他照样没有出席。
不过，他觉得年轻一代电影人欠缺了一点天马行空。这几年，《手卷烟》《浊水漂流》等几部青年导演新作收获不错的反响，再加上前些年的《踏雪寻梅》《树大招风》《一念无明》等，年轻一代香港电影人逐渐露出锋芒。与曾经百花齐放的年代对比，今时今日的港片，似乎萎缩到警匪动作片与社会写实片两种，前者负责票房，后者负责艺术。
“跟以往的电影比较，我会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在选择题目或者创作意念上很狭窄，不够开阔。”他谈到对当下创作的印象，“年轻一代比较(聚焦)社会问题，或者他们身边的实质的感觉。以往，徐克、洪金宝或者八爷(袁和平)，他们很多是无中生有的。”
当然，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往武侠片、警匪片、喜剧片等各类型电影拥挤在影院时，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商业时代，彼时香港社会经济也迎来急速飞升。港片的市场不仅在本地，同时溢出到内地、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娱乐性是打通不同地域的金牌通行证。杜琪峰很明白今时与往昔的差异。如今港片又退回到本地市场。
往后，再有像《七人乐队》这样的集体作业，或许就要交给年轻一代了。“年轻导演的创作，我希望能够有能力支持的，能够做多些的，都希望去做。”杜琪峰说。
时间总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告别发生在每时每刻，胶片也终究在数字时代成了古董。
“有些东西是没办法保留的，有时也会问，保留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杜琪峰仿佛自问自答，“我们只是一个平民，未必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去保留(它们)。但失去的就永远回不来，永远不会再出现，会有种可惜。”
现在，不仅找不到生产和冲印胶片的地方，连可以放映胶片的电影院也所剩无几了。所以这部用胶片拍摄的《七人乐队》，最终，还是以数字的形式放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