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认为，是古典与现代精神的相峙，造就了莎士比亚的天才。他在人物心灵的天平一侧放上多么重大的“意愿”，就在另一侧放上同样分量的“应当”，一边有多少“自由”，另一边就有多少“必然”。该解释也适用于金庸，其人物行为常由道德义务推动。义务的优先权最终须奠基于宗教，武侠的宗教即是“义”。在康德看来，守信诺是人性高于动物的尊严，而“活着”不过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历史世界中诸义务混杂矛盾，此乃哲学家之不幸，却是武士之幸；唯如此，诸善诸恶之间方有“侠”之自由，这些置生死于度外者，方如亨利五世所说，是那“少数幸福的人”。义务不是功利，没有大小比例，只分伸张与曲折。“尽”义务但求绝对，欠一寸亦属未尽，绝无从它处挪一尺来抵之理。为一人而杀百人，和为百人而杀一人，并无分别。既然一人能与百人对等，独自一人已高过百人之一。以多欺少者，纵然再正义，出手已自降一格；独树一帜与众人相抗者，哪怕邪魔外道，亦不失英雄气魄。向问天出场，如关云长单刀赴会，“群敌围困之下，居然仍是好整以暇的饮酒”；李莫愁落幕，如楚霸王乌江自刎，“挺立在熊熊大火之中”。如此世界必重“质”不重“量”，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而让一士能与千夫抗衡的，是同样“质”胜于“量”的世界观：再多三流功夫也不敌一门绝世神功。
金庸的人物如群山耸峙，高低相间。不是道德的高低，而是不同的道德。方证、冲虚、风清扬的道德在于公正，对付魔教也须正大光明；黄河老祖、蓝凤凰的道德在于情义，拙率之人自是坦诚无曲。左冷禅、岳不群、余沧海属于“中间阶级”，实力与野心不匹配乃是大恶，太多对己对人的残忍皆出于此。金庸只爱那超绝与凡俗的人与事，对半吊子的二、三流角色没有好感。E.M.福斯特说，小说的价值观在于人物，美学却在图式（pattern）。高低相间亦是金庸小说的布局经营：只有冲灵剑法和独孤九剑是灵魂之寄托，至于剑宗和气宗、五岳剑法与尽破五岳剑法，都在背景中一层层衬着，晦明交错，隐显互彰。独孤九剑学成于冲灵剑法远逝之时，这显然是诗的理路，而非情节的巧合（类似杨过于小龙女离去后武功大成，只是独孤九剑精练超脱，黯然销魂掌沉郁浑阔）。情节行至关键，令狐冲须与左冷禅夺五岳掌门之位，面对小师妹却只能使出冲灵剑法，固然是不分轻重。只因“在他眼中看出来，这嵩山绝顶的封禅台侧，已成为华山的玉女峰，数千名江湖好汉，不过是一棵棵树木”，根本无所谓轻重，“重”者不过是人数众多。从功利的观点看，阻止左冷禅乃第一大事；在艺术中，关乎左冷禅的事，再重要也是轻的。类似的天下英雄云集，主角却旁若无人的图式，也出现于重阳宫外杨过、小龙女的身上，和少林寺中众豪杰欲杀萧峰，虚竹、段誉却与他当众结拜誓同生死的情节。
然而李文秀必须扮成不是自己，才问得出她的问题。为了在意志充沛激荡之世界，让这些心无曲折之人演出曲折的情节，缓急有度、柳暗花明，金庸有时要让主人公们陷入盲目。否则那些自然生发的爱恨、坚如磐石的信念、充满行动力的人物，会让事情要么无法开始，要么急速奔向尽头。越是神话般的力量，越须佩戴着夜色的面纱出现；越是重要之人，越难见真相。梦郎梦姑的故事，正是丘比特与普赛克的大团圆版本。与李文秀不同，梦姑在黑暗中先问梦郎“到底是谁”，却又不让他说，“我怕你一说，我这场梦便醒了。”令狐冲答应婆婆不看她一眼，一路不回头地走，必须跌落山涧，以水为镜才得看见，他对任盈盈也是先有敬、再有爱的。仪琳只有在看不清重伤者就是令狐冲时，才肯对曲非烟说，只要令狐大哥能活过来，自己愿为他死一千次。以上这些人虽盲目，心眼却明亮。游坦之用双眼换来阿紫重见光明，阿紫却在看到一直陪伴自己的庄聚贤就是铁丑后落荒而逃，这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谓醒悟（anagnorisis）真相时刻的残酷。单从诗学意象上说，当意识到可怕的真相，伊俄卡斯忒也曾逃走，俄狄浦斯也曾自毁双目。从《李尔王》到《浮士德》，目盲常见于西方悲剧，也是金庸常用的意象：执着于仇恨与权力的林平之、左冷禅心眼已瞎，故必须在复仇与夺帅的决战中毁去双目，方显出罪孽与报应的精准对应。游坦之的目盲则有双重的意义：盲目的既是他，也是命运，因此悲剧性更深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