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道德义务，便不是金庸，黄老邪说：“我生平最敬的是忠臣孝子”；若尽是道德义务，赵敏只凭张无忌的三个承诺阻止他成亲，也不是金庸。唯独这个“偏”字才是。郭靖为正，杨过为偏；恒山群尼是正，不戒和尚是偏。没有正见，就无所谓偏见；一切若皆只是“意见（doxa）”，门派宗主也就只是“意见领袖”。在现代人看来，那些“名门正派”才多偏见，“偏”者反而不拘一格。古典英雄是社群价值观的卓越典范，现代英雄却是超越并克服了环境的人。古典的义务是执着，但在另一些古典思想看来，现代的意志也一样是。金庸生于二者相峙之时，那一代人无论思想上多么反传统，都见识过较完整的传统世界。后来人无论多么想复古，都只剩破碎不堪的符号，最多只能在“灰色的理论”中思想。义务与意志间的最大张力，只出自那个承前启后、不可重复的时代，能够在那样的时代享有自由，是艺术家的最大幸运，他既活在庄严的传统中，又活在饱满的希望里，略试身手就超越了时代的限制。然而现代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哲学原则，我们从未彻底现代过，也正是在与古典的争执中，现代精神才被激发出最高可能性。传统越是积累丰厚，越是沉甸甸，那豁醒自立就越是慷慨豪迈、发皇奋扬。待到时过境迁，技术与德性分裂，人也如剑宗与气宗般狭隘。刘慈欣便生于这精神远为破碎贫瘠的土壤，生存危机时刻列于排他性首位，欲望皱缩、意志不展，其人物塑造必遭诟病；只有那周期性脱水晾干躲过危机的三体人，却也是堪比贾科梅蒂雕塑的魔幻现实笔法。
武功不同于金钱或权力，它不是身外之物，而就是身心本身，因此很难交易，也更排斥“异化”。身心强弱与善恶关联不大，仅关乎一整个生命是否舒展畅通。武功收发只在一念间，豪侠行事也多凭第一念，故常有“误伤义士”之恨。顾随说，这“第一念”即纯白诗心，道德理性已是第二念，至于顾及他者之目光则尽是杂念。亚里士多德说人皆欲求知，孔子却说学问有为人、为己之分。生命一遇为己之学，便心随意转，情不自禁，不练是不可能的，练了不用亦不可能。武心如诗心，所谓武学资质，也以刚毅木讷为高，巧言令色为下。然而道德善恶（第二念）之重要，在于它组织了众多直觉（第一念），亦会内化至身心。因此，往上走至鸠摩智的水平，歪念便会造成极大障碍；任我行的武功一味霸道，也是性格所限。招式是“术”非“道”，然而不可得兼的“术”却也要自相矛盾的“道”来催动，难免真气反噬。今人多相信学问无关人品，只能说明知识分子大多连这层障碍都望不着（更遑论是否够得着），自甘流于庸见，做的尽是不入生命的学问。金庸笔下诸多武功与门派自北宋传至清初，却是江河日下；犹如“一切文体始盛终衰”，根本便是因为“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术”的天花板是日月神教十长老：再精妙的死招，也可一招即破。但风清扬说，招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非得用生命中至深至诚的部分去求那人剑合一之境。
权力欲是生命中更优质的直觉不满足而膨胀出来的，权力的形态也与武功相配。武功强悍者如任我行，其权欲也快意恩仇、嚣张大胆；岳不群武功拘泥不化，其人也是个永远正确的道德狂，两方面皆是华山内战中严酷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政治上，虚伪之恶较凶暴更小些。然而虚伪者扭曲而凶暴者猛直，于德性论中，猛直犹胜扭曲（如谢逊、萧远山），是因莽悍者尚有气力自新，扭曲者却已逼仄磨尽也。武功越低微、人格越自卑、品性越无耻，就既有更大动机，也只需付出更小成本去依附朝廷；这倒不是说朝廷一定坏，原因在于武士乃天然贵族，卖身帝胄就从主人降为奴隶了。鲁迅说，旧武侠小说之英雄“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荣宠”；金庸却认为“甘为鹰犬”乃卑鄙之事，大理段氏四家臣也要化作“渔樵耕读”才说得过去。唯一例外，是刘正风欲退出江湖去做官，庙堂与江湖恰巧颠倒：当江湖成为凶险的政治场，庙堂反成了归隐地。金庸小说中最追求权力的慕容复一朝梦碎，毕生心机戛然而止，事已尽败而欲望未绝，他也会被逼至一个隐蔽角落，继续仅属于他一人的千秋大梦。慕容复的结局如此神妙，正是权力与隐逸的交织变奏所成。他要的正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反题便是天地间再无自处之所，只剩下疯人的梦境，成为退缩的最后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