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山东省德州市作家协会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份廉洁文化主题文学作品征文获奖名单，在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名单中，有一篇文章引发关注，它的标题是《我的县长父亲》。
作者觉得父亲“无情”的一件事是他9岁时，母亲生病父亲所说的那些话。“那是一个深秋的夜里，一向身体硬朗的娘，突然上吐下泻发高烧，我和长我五岁的二姐急得团团转，没办法，我俩半夜三更去医院请大夫。等开方、取药、娘输上液时，天已蒙蒙亮，我盼着驻村的父亲快点回来。那时通信不方便，村子里没有电话。便让和父亲一起的叔叔捎信，信是捎到了，父亲的回话却是‘我不是大夫，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当时我那个恨呀，恨父亲怎么可以对我们这么‘无情’。”在整理父亲日志时，作者才知道，父亲那时在忙着和百姓秋收秋种。
作者表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位亲属本可以通过父亲打招呼得到更好的工作安排，但都被父亲拒绝了。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提出安排一名子女在身边工作，父亲却说“组织上调动他的工作，子女掺和啥”，“父亲就是这样的‘一根筋’。”
作为儿女，也从没体会到县长子女的“风光”。作者表示，“大姐上中学时，从城里南街到辛店上学，每个星期都要步行走七八十里路，姐要求父亲给她买辆自行车，父亲不给买，说‘你看看，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吗？等你同学们都有自行车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你不能搞特殊’。父亲就是这么‘抠门’。”
作者在文中表示，“困难时期，我家穷得揭不开锅，大伯要饭，父亲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却因为对烈士任荣贵的一个承诺，1960年和1961年两年汇出35元给任荣贵的表舅。父亲的‘大方’造成我们家‘富裕’的假象，1963年县委一名干部，到我们家求父亲要救济。可当他看到我们家里的摆设，一个木头箱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再看看饭桌吃的是麸皮窝头时，再也不好意思张口，转身离开了。”
《初心》文中提到，“129本工作日志”真实记录了他从1951年到1985年， 34年的工作历程。“翻开于志明一本本的工作日志，从麦田串种棉花到帮助村民抬粪施肥；从抗旱防涝到和农民一起生产自救；从深入基层调查困难群众的生活情况到改造盐碱涝洼地……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一代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砥砺前行的过程，看到了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初心。”
在于志明1960年的工作日志中，第十册的第23页和24页，分别夹着两张1960年1月20日汇出的十五元的汇款单和1961年5月4日汇出的二十元的汇款单，收款人都是临邑陈英贤，在那个买东西要按一分一角计算的年代，自己家穷得叮当响，却两年汇出三十五元，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了——于志明一直向烈士亲属陈英贤汇款，直到陈英贤去世。
《初心》文中提到，于志明生前的最后8年是在不断地看病、住院中度过的。1985年，在病魔的折磨下，于志明隽秀工整的字体已变得歪歪扭扭，但他依然写道：“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首先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观点，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不好，就很难说真正加入了党组织。如果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那也只是加了引号的党员。”
于忠东说，（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起题目时只是出于“实事求是，我父亲一辈子做的这些事，不容易。”她表示，“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理解，想象不出那时候人的“傻”劲。去年回老家，熟悉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焦裕禄式干部。大家可以来我们这里实地探访一下。”
“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宁，才能小家安稳。”今天网上热议的《我的县长父亲》一文中，作者的父亲将大家庭里一个又一个孩子送入军营，却又不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退伍的孩子安排好工作。通过作者质朴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位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但对待儿女却貌似“无情”的“父亲”。这两个角色相互矛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看似“无情”的背后，正是“父亲”对党的事业的一片忠诚，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深情，以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片热忱。作者说：“父亲的家国情怀，影响了我们家几代人。”不但作者要铭记和缅怀这样优秀的父亲，整个社会都要从这样老一辈优秀党员干部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