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古文真宝》又是一本渊源有自和独具特色的文学选本。宋代诗文选本的编纂十分繁荣，选本数量众多，而尤以南宋为最。现存和可知的宋人总集，十之八九都出于南宋人之手。文学发蒙的选本也是如此，尤其是南宋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启蒙读物。然这些蒙学读物，特别是诗歌选本，多选近体。像刘克庄为童子所编的五七言绝句系列选本、受此影响由坊间编刊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及又由此衍生的《千家诗选》等，都只选五七言律绝，但《古文真宝》则一反这种做法，它继承了自宋初以来的古文观念，以先秦两汉和“迹两汉，肩三代”“气包元化，理贯六籍”“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的标准来衡量作品（姚铉《唐文粹序》），以选录古诗和古文为主，兼收辞赋、颂、表、碑、传、箴、铭等文体，而独不取近体诗和律赋，这与自姚铉以来的古文家们的古文观念和《唐文粹》《宋文鉴》《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等选本的编选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于是，《古文真宝》以其蒙学的特有色彩进入了古文选本的序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推进了韩柳欧苏等人古文作品的广泛传播和经典化，影响着古文创作的发展。
从《古文真宝》一书的传播和接受来看，这又是一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在不断演变，因而在文学史和书籍史上都有着特殊意义的选本。
《古文真宝》编成后不久，就有元初著名理学家陈栎的改编本出现。经陈栎改编的《古文真宝》，前集由十卷扩大为十二卷，增加了25首作品，后集增加了63篇，在诸本中收入作品数量最多。除了增补篇目，陈栎还对后集的篇目重新作了改编，把原来的分体排列，改为按时代先后编排。从分体到编年，《古文真宝》（后集）的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陈栎增入的作品中既多理学家的文章，在注文中更是时时处处展示出理学家的眼光。然陈栎又是一位文学家。他在思想上尊崇朱熹，在文学上则推尊吕祖谦。他把理学家的入选文章全部移到卷末，自谓“欲学者由韩柳欧苏词章之文进，而粹之以周程张朱理学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渊源，以词章壮其气骨，文于是乎无弊矣。”（陈栎《太极图说》跋）这显然是从文学角度所作出的选择。文与道深度涵融，理学之文与文学之文合并一处，这又反映了自南宋以来理学与文学相互融合、道统与文统趋于合流的发展大势。
《古文真宝》有两个版本系统。由陈栎改编的《古文真宝》，得明初宋伯贞等人音注，称作《详说古文真宝大全》，自明初即传入朝鲜半岛，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各种刊本、抄本、注本和讲论不断涌现。由元末林以正补注的《古文真宝》，则以“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之名，传入日本，其流传之广，更远过朝鲜。最初有五山僧人时常举行《古文真宝》讲习会，讲习的成果——“抄物”（注本）于是不断出现。像常庵龙崇和尚的《古文真宝抄》十卷、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抄》、仁如集尧的《古文真宝抄》九卷等，都是代表。其中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抄》，集中了桂林德昌、湖月信镜、一元光寅、万里集久等多人的讲读成果。五山僧人的这些讲习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古文真宝》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至江户时代，各种《古文真宝》的刊本更是层出不穷。仅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与《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补正》统计，就多达百余种。《古文真宝》成了日本士人学习古文的教科书，至今流传不衰，在中国与东亚的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占有特殊地位。这也为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认识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