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的甄子丹，和王宝强一起出演了《一个人的武林》，两个万里无一的绝世高手在现代社会中对决，按照王宝强的角色封于修的口头禅形容便是，“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反派怎么能不死呢？最终，这个活在当代社会却还痴心习武妄图成为天下第一人的封于修被女警察击毙。
这是2014年的电影。
一年后，徐皓峰导演的《师父》与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道士下山》上映。
与其将徐皓峰的作品看作是武侠小说，毋宁将其视作披着武侠幌子的世情小说，这位祖上诞生过两位清末抗击外国侵略战争中牺牲的总兵的北京土著，着眼所在并不是武侠世界的纷争，而更多是寄予在武侠之中的世道人心。
于是，在《师父》和《道士下山》中，人心的诡谲远比武斗占据了更重要的篇幅和地位，和观众习惯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类的认知不同，在徐皓峰的武侠世界中，每个人都是实实在在卑下与庸俗的，没有人本来或生来就是高尚的。
徐皓峰的文本与镜头中，师父为了自己的名利便愿设局出卖乃至暗杀徒弟，阋墙与同门之中往往便是腤臜与龌龊滋生，个人的抗争又哪能敌得过强权与时势，于是，保存了些许人性的角色往往在故事的最后只能落寞飘零，与武林相忘于江湖。
既然大家都对郭靖的“侠之大者”云云耳熟能详，不妨让我们掉个书袋，古人说过“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可见“侠”便是有组织犯罪的最早起源形式。那么，当社会秩序已经崩塌到需要犯罪组织来施行朴素正义的时候，正义本身的正义性从何保证？当社会秩序维持在一定程度的时候，犯罪组织岂不是对秩序和法治最大最严重的破坏吗？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武侠与人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确实存在一个涵盖武林范式与规范的武侠性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与人性相悖的——以中国的老话来说，便是“侠以武犯禁”，以西谚形容，便是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这又何尝不是武侠片的吊诡？
胡金铨尝试转换武侠内涵，试图丰富其文化意境，徐克则从家国叙事层面上为之正名赋予当代性，但这些努力最终还是付诸东流。
毕竟，又有谁堪敌现实？
且不论现代火器，传统武术的闪电五连鞭在当代搏击的重击下也没有丝毫抵抗换手之力。
当武侠与武林本身在现实中都成为戏谑对象，武侠电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任何施加于其上的丰富和升华反而更增强了这种喜剧的反差。
《师父》的票房有五千多万，和六千多万的《刺客聂隐娘》相去不远，《道士下山》票房堪堪超过四亿元，当年票房比它高的电影有三十六部，排在它的前面是根据综艺节目改编的电影《奔跑吧！兄弟》。
终于，观众逃离了武侠电影，创作者们也逃离了，投资人也逃离了。
胡金铨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徐克的上一部武侠电影已经是十一年前的《龙门飞甲》了。徐皓峰在2017年拍竣的《刀背藏身》至今未公映，他的《诗眼倦天涯》销声匿迹，他的《天涯明月刀》杳无踪影。
伟大武术家李小龙先生，引导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们。
在动画剧集《星际牛仔》（Cowboy Bebop）中，渡边信一郎再三向观众展示了他对李小龙的崇拜和热忱。动画播出的1998年，香港电影市场迎来了最惨淡的年景。
是年，港产电影票房只有4.2亿港币，同比下滑超过22%，创下自一九六九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电影产量锐减到只有八十九部，2/3的电影票房不到五百万港币，票房过千万的电影仅有区区九部。
就在同一年，李泽楷和特区政府效仿硅谷联袂推出了宏大的数码港计划。
一年后，《黑客帝国》（The Matrix）公映，在香港，其票房超过一千五百万，在大陆则只有一千七百万元。
千禧年前后，网络泡沫破灭，同时为了筹措资金收购香港电讯，2001年，小李以一千二百六十万美元的价格，将早年200万美元购入的20%腾讯股份出手。
接踵而至的新生事物猛烈地冲击着人们，而1984年出版的《神经唤术士》（Neuromancer）已经渐成晦涩无聊的难堪经典的科幻小说了，惟其引领的“赛博朋克”（Cyberpunk）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过时，反而愈发闪烁勃勃的生命力和象征性。
在赛博空间中，武侠以一种别样的方式生存下去。乍看之下，这充满了一种赛博朋克特有的荒谬与腐澜——我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篇幅解释这个新造词的指向，然则， 但凡熟悉赛博朋克的读者便能望文生义理解的——味道。但是，仔细琢磨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武侠与赛博天生又是如此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