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阅读史书者亦很普遍。从笔者统计的墓志来看，明确记载阅读史书的女性33例，约占总数的16.1%。如韩琦妻崔氏“好读诸史氏书，概知历代兴亡治乱之事”。王安石记载秘书丞吴苪母曾氏，“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范祖禹记载工部尚书李兑妻钱氏，“读经史佛道书，手不释卷”。郑獬记载昌化县令鲍宗师母陈氏，“好读古史，能疾书，日草万余字，见者不知其为妇人笔札也”。周必大的母亲王氏，“通经史，博知古今事，不自以为能”。楼钥的母亲汪氏，“诸史举大端，兴亡之际，贤否之著者，类能道之”。
诗词文类书籍也是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阅读的重要内容。据学者统计，《全宋词》中收录女词人90多人，《全宋诗》中有女诗人200余人。此外，《全宋文》中也有不少女性作者。毫无疑问，这些诗词文的女性创作者，必然是在阅读他人诗词文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在笔者统计的墓志资料中，阅读诗词文类书籍的女性有30人，约占总数的14.6%。如晁补之记载尚书兵部员外郎陈诂之女陈氏，“幼警惠，尝阅白居易诗，一过能诵”。刘一止记载右通直郎胡汲妻莫氏，“自少小知书，浸长，作诗论文，如慧男子”。右文殿修撰子纯母虞氏，“劲画丽语，不学而能，诗书古文，有若素习”。刘克庄记载迪功郎林寒斋妻陈氏，“少警慧，儒释书多所通，古今佳文章皆记诵”。马廷鸾记载士人赵嗣德母范氏，“工于词，雅思渊材，宫商自韵，皆可吟讽”，马廷鸾称誉她“有清门之矩范，有文士之才华”。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所阅读的女教典籍，主要包括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以及历代史书中列女传的内容。就文献记载来看，班昭《女诫》和刘向《列女传》在宋代士人阶层女性读者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在笔者所收集的个案中，明确记载阅读女教典籍者21例，约占总数的10.2%。如黄庶记载徐处士妻周氏，“幼而慧，乃使授古《女诫》七篇，习之”。范祖禹记载左藏库副使石继勋之女石氏，“幼奇警，能读班大家《女诫》”。李纲记载朝请大夫刘彝之女刘氏，“喜读书，能通其义，尝手书《列女传》，师慕往烈”。杨万里记载通直郎、赣州节度推官邹敦礼之女邹氏，“时以班姬《女诫》及古、今《列女传》反复评论，听者忘倦，乡里之为妇为女者，是则是式”。度正记载福建路转运副使魏公硕母郭氏，“女工之事，及史传所载可为阃范者，无不通晓”。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乐书单独列出，归入音乐类。他认为“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因此，本节在统计士人阶层女性阅读书籍时，亦专门分出音乐一类。在笔者统计的墓志中，阅读此类书籍的女性共19人，约占总数的9.2%。尽管司马光《家范》强调“管弦歌诗”，“非女子所益习”，但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情况来看，女性对于管弦歌诗的爱好始终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谢逸感慨说：“近世妇人，往往以吹竹弹丝、歌舞蒲博为事，而以蚕缫为耻，以至机杼生芝菌，而柔桑之径鞠为茂草者多矣。”谢逸此言或许有夸张之处，却反映出当时女性喜好音乐歌舞的风气。如陈襄记载秦国太夫人窦氏，“嗜佛书理性之说，尤晓音律”。宋祁记载夫人钱氏，“颇留心毫翰，洞晓音律”。张方平记载徐国太夫人和氏，“常好文翰，通晓音律”。蔡襄记载尚书职方郎中尹少连之女尹氏，“少聪警，识图书，辨音律”。晁补之记载叔母叶氏，“资慧淑，纂组音乐，凡女子之事无不工”。王珪记载泗州盱眙县尉向宗谔妻李氏，“喜书史，工音律之乐”。
在宋代，许多士大夫均书写家训以规诫子弟，维系家族的繁荣。其中一些家训广泛传播，成为社会中的普通读物，如司马光《家范》、袁采《袁氏世范》等。在笔者所统计的墓志中，阅读家训者有8例，约占总数的3.9%。如邹浩记载台州天台县令王无咎妻曾氏，“性庄重，又积习家法，故自处以至于行，自幼以至于老，内外宗党为女、为妇与为母者，咸取则焉”。前揭汪藻所载夫人施氏，“晚传司马温公《家范》，乃并以授其子孙，或不如训者，引《家范》切责之，故子孙皆有前辈风”。姚勉记载兴国军教授程澥妻谭幼玉，“诵《袁氏世范》甚习，善相夫，乐教子”，被人称为“族之贤妇人”。宋代士人阶层女性不仅阅读他人书写的家训、家法，而且有的女性亲自创立家法，并亲自书写以示后人。如朱熹记载清江士人时镐母邵氏，在丈夫死后，“具呼家人与为条约，亲写刻之屏，使合居有礼、缀食无专”，朱熹赞誉邵氏“得齐家之要”。上述事实表明，士人阶层女性不仅仅是家法的阅读者、遵守者，同时也参预家法的制定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