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年入伍参军离开家乡的。在我走后不久，村里开始分田到户。和全国农村一样，生产队这一人民公社时期的最基层单位，就此被取消。于是，那棵老槐树和它歪脖子上挂着的铁钟，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生产队的象征的老树和钟声，从此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从树的主干看，可以说每一棵树都已不太年轻了，有的甚至是垂暮之年，可即使有的树身有残缺，它的气场依旧强大，令第一眼看到它的我，顿时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我猜测它们的树龄，应该都在百年以上，它们就那样安静地站在胡同里，和四合院门口的石狮子、石门墩儿一样，守护、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和一代代北京人的喜怒哀乐。
领导的老师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从我手中接过书之后，翻看了两页，连声称赞，并认真地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写了一封信让我给领导捎回去。信纸上的蝇头小楷，写得流畅而周正，一笔一划都一丝不苟，边写边和我聊天，看似不经意的问话中，句句都透着渊博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