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他们的故事:
1925年冬,来自湖南醴陵的陈觉和来自河北阜平的赵云霄,作为第一批先进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两人在莫斯科结为夫妻。
1927年7月,一起回国参加革命,同年9月被派往湖南工作,他们在醴陵建立游击队,创办小型兵工厂,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创立苏维埃政府,后转入地下与国民党斗争。九月中旬的一天,赵云霄外出送情报的时候被叛徒发现,不幸被捕。10月初,陈觉在常德县城也不幸被捕。
不久,判决书下来了,陈觉、赵云霄以所谓“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1928年10月10日,陈觉在就义前给妻子留下一封诀别书。四天后,1928年10月14日,陈觉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21岁。
陈觉壮烈牺牲4个月后,妻子赵云霄在狱中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启明。生下启明仅仅1个多月,她提笔给孩子留下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
1929年3月26日,赵云霄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次奶后,镇定地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23岁。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当年被祖父母从监狱接出来抚养的小启明,并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长大成人”,出狱后不久便不幸夭折了。
身处险境的“不孝儿”写给母亲的家书
“母亲,好久没有接着你的信了,更是好久没有聆听你老人家慈爱亲切的教训了,我的心中是多么的想念呦。我因此曾经写信去向三弟询问过,我因此曾经再三的反省过,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触犯[了]家庭?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迁怒母亲?以致值得你们这样的恼恨我,弃绝我,甚至于不理我。前天,我接着你老人家三八妇女节给我的信,我高兴得什么似的……”
这是从事情报工作的革命烈士冷少农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
1925年,冷少农南下广东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周恩来主任办公室,担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冷少农隐蔽了党员的身份,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
为了严守党的秘密,冷少农从未向家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1930年,冷少农收到了母亲写的一封信,信中,母亲用“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痛斥冷少农为“不孝儿”。
面对母亲的责备,冷少农十分难过,怀着内疚的心情。1930年3月31日,他给母亲写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
在奶粉罐里藏了28年的绝笔信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任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的赵君陶从一个生锈的奶粉罐里取出一封隐藏了28年的绝笔信,捐给了正在布展的军事博物馆。
这是一封遗书,赵君陶的丈夫李硕勋烈士在狱中写给她的遗书。
1924年5月,李硕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结识了赵君陶,两人互生爱慕之心,1926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1931年春,李硕勋奉命到粤赣边区担任红7军政委,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接到中央电报,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机构设在香港九龙。
1931年7月,经过组织的批准与安排,赵君陶携3岁的儿子来到香港,掩护李硕勋开展地下斗争。
短暂的团聚后,李硕勋受党的委派,前往海南岛指导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卖,李硕勋不幸被捕,后被押至海口府城监狱。
受尽酷刑,但始终未曾泄露半点秘密。在狱中,李硕勋给妻子赵君陶写下了一纸遗书,托狱友以后有机会将信带到香港。
写下这封绝笔信后不久,李硕勋在海口东校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干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1932年,身为军人的吉鸿昌变卖家产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这年深秋,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吉鸿昌遭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临刑前,他要来纸笔,给妻子写下了一封遗书。信中,他鼓励妻子为了儿女的成长,为了前赴后继的革命,坚强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