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赖朝》一书延续了《院政期政治史研究》及《武士的成立》的研究视角，他在本书后记中指出，“在武士政权成立史方面，绝大多数学者支持旧观点，强调贵族和武士的对立”，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扭曲现象”。元木一反传统历史叙述强调源赖朝之父源义朝在坂东的活动对赖朝起兵的重要性，强调源义朝在坂东的活动“受到了摄关家的支援”，及在被废除嫡子之位后“向鸟羽院靠近”。至于后来成为初代幕府执权的北条时政，元木泰雄则强调其与伊豆知行国主、“京武者”源赖政的关系。三浦氏一族出身，成为所谓“镰仓殿的13人”之一的三浦义澄，在本书出场时，元木着重介绍他作为后白河院知行国在厅官人，且曾上京参与京都大番役的身份。在源赖朝的成功方面，本书也强调了他童年、少年时的京都经历起到的作用，在还未上京之前，源赖朝已经展开了与后白河院的交涉，在镰仓军入京后则派出京都的下级官人中原亲能、在京都有活动经验的土肥实平展开和朝廷的交涉。元木还指出，源赖朝是利用了后白河的权威才在内乱中取胜，得以构筑权力。可以说，源赖朝以叛军起家，逐步攫取了唯一“官军”的身份，在与朝廷的关系中扮演了“朝大将军”的角色。这是元木泰雄所极力强调的观点，也是当前日本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认知。
但另一方面，源赖朝又是“京武者”旧秩序的颠覆者。在11世纪传统的“京武者”社会中，以包括美浓源氏、近江源氏、越后平氏在内的“源平两氏”为首的武士集团共同成为中世国家及诸权门的武装力量，即便在治承三年（1179）政变后平氏权力如日中天的时期，平清盛及其郎从也并非唯一“官军”。但正如本书所示，在源义经与源赖朝走向决定性破裂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源义经与后白河院联合，成为朝廷指挥下单独官军的行为。源赖朝此后更是通过奥州合战这一政治意味远大于军事意义的战役，确定了其为支持后白河的唯一官军的地位。元木在第九章中指出，成为唯一官军的镰仓幕府使得“院、摄关家、平氏等诸权门各自拥兵相互斗争的内乱迎来了结束”。但实际上，“京武者”共同侍奉院权力等中央权门势家的秩序并不会轻易地因源赖朝的努力而结束，承久之乱（1221）时大量武士投效到后鸟羽院麾下，被院权力组织起来与镰仓幕府对抗，事实上就是院政时期以来“京武者”侍奉院权力状况的延续。“京武者”的秩序真正瓦解，“御家人”的秩序成为主导，还要等到镰仓幕府推倒后鸟羽政权，在京都设立六波罗探题为派出机构以后。镰仓幕府成为唯一官军的过程是逐步实现的，而不是源赖朝时期一蹴而就的。
本书作为一部代表当前镰仓幕府初期政治史前沿研究水平的小书，虽然其中涉及的个别史实、观点对于日本读者已经不陌生，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接触较少的领域。好在元木泰雄以其耐心和细致的笔触，事无巨细地勾勒出治承·寿永之乱前后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各个面相。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翻译上的原因，本书的诸多精彩之处没能很好地呈现出来。本书的翻译出现了较多的错误，有些错误看起来是十分幼稚的，譬如“比企尼让自己的养子能员跟随赖朝，她的女儿与赖朝生下了二代将军赖家”“比企尼成为赖朝心腹安达盛长的妻子”，但实际上比企尼是源赖朝的乳母，生下源赖家的是北条政子，安达盛长的妻子是比企尼的长女。这样的翻译着实令读者感到尴尬。较多的翻译错误令这部译作的价值有所损伤，起到了减分的作用，这实在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