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梁晓声先生是在2022年9月1日，距离我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他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距离我第一次看到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距离我成为了他的学生（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应该都算）已经过去了三年，距离我获得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首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已经过去了一年，距离我在电话中第一次采访他已经过去了七个月。
然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见到他的几分钟前，我举着一本《人生欢》——那本自己打印出来的简陋的未被出版的书籍，由于尺寸过大在我的手指尖几近滑脱。在悠长的甬道里我等待着和他相见，那一刻我的眼泪涌出来，我难以用任何类似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哪怕是一个中年人应有的成熟修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条隐藏在演播棚外不足三米长的甬道临时做了我汹涌泪水的掩体。摄影师一次又一次让我抱着这本我未有任何机会出版的书籍在那条甬道上来回，他们想找到一条更好的登场镜头，但他们不知道，于我而言，在那条甬道里每走一次都犹如我最初踏上写作这条幽暗的道路时一般地滞重，踌躇，也坚定。
写作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也许始至我出生之前，当我蜷缩在我母亲肚子里时，她正在报社里笔耕不辍，所以她总说我写作的这条基因一定确切地出自她。所以，这四十载的等待在我前半生的浮嚣掠影中就必将引发孤独的大面积蔓延，但终究在这条路的一个路口处，我遇到了给我光明的人。
浅灰色亚麻西装，淡粉棕色棉质衬衫，灰白色发丝下眉间一道深痕，那绝不仅仅是任何岁月的印痕刻画在一个人脸上的记号，而是一个人在年深日久孤独文字的浸泡中生长出的线条，是宇宙中任何原子之间都无法避免发生的最强劲的结晶，这是我至今为止所观测到的甚为华丽的老去的印痕。
舞台监督让我上场了，随即有人在倒数，3,2,1。自2017年8月我从电视台辞职，到2022年9月的第一天，再有人向我发出这种指令，已经是整整五年之后。然而在这1800多天里，我还会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我总是梦见直播开始前的几分钟里某种措手不及的绝望，因为我还没有化妆，也没有准备好上台后的稿子，而且我的耳鸣在这五年里还在持续发作，那也许是导播们在我的耳朵里种下的音浪，应该要与我终生相伴了。
再次站在聚光灯下，我眼中盈满泪水。二十年前第一次坐在电视台演播室里的我，眼中干涩，没有任何激动，只有紧张，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应该说是那种无法抑制的情绪在我的泪腺里作怪，这种强烈情绪不是源于任何委屈，而仅仅是因为再次面对镜头的我已经不再是一名播音员，而是写作者，应该说是这种身份的第一次曝光带给我近乎于颤抖的某种惧怕。
我知道我在这一天这一刻，没有听从化妆师的劝告，梳着一个各个角度都显胖的发型，我一直担忧着我母亲看到后会说我好丑，上场的那一刻我的手还在下意识不停地拽扯着我的鬓角，希冀那一角发丝能遮盖着我消隐了的下颌线，可笑到要向一丝鬓发讨寄托。幸亏那位主持人因为机位不合适而临时卸去了那张浓堆着的笑面，他的面庞突然降温，表情全无，他说，你说话要简练，不要说多，要直给！这句话瞬间将我拉回到自己二十年前开始的那些时光里，静止在无数那些只能“直给”的岁月中，在那些听之任之的空间下，我试图固执地攀爬而过，却跌进更加幽暗的隧道中，一如在那个我写过的剧本《加油！勃拉姆斯》中所记下的歌词：
而那梦想中的辉煌
所以此时此刻在那陌生到即将将我吞没的演播室的聚光灯下，我的眼泪无法止住，直到有一双手向我伸过来，在浅灰色亚麻西装袖子里露出的棕粉色的棉质袖子，那双手被这样温和的材质包裹着，以至于我根本没有看清楚那只手本该有的沟壑纵横。
那天我穿一件青绿纱底月白色刺绣及膝长衣入场，这种宽敞衣型应该是在电视镜头语言框架内最不讨巧的视觉呈现——会把人拉宽显胖显老，但我觉得它很美，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的姐姐所赠，更因为它美就美在其淡雅的延展性，它宽容了一位拥有了新身份的人从心底里散逸出来的羞涩愿望与窃窃自卑，它也遮掩了一个毫无名气的作家，不，根本只是一个挣扎在无人问津的生死场中的写作者。
幸好上场之前，那位面善的化妆师好心询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我告诉她，是的，不仅如此，我的结膜炎恐怕也复发了，以至于我泪流不止，虽然我不住地用她递过来的纸巾按压眼角，但我知道她精心绘制的妆容将不容分说地被我成灾的泪水毁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