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侯马 靳建忠在农村“杀年猪”本是件喜庆的事情。在过去的岁月里，老百姓物资生活相当匮乏，许多人家都挣扎在温饱线上，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上几次猪肉。“杀年猪”成了大人、小孩企盼的事情，其欢喜程度不亚于过年。那年月，养猪非常辛苦。庄稼地里打下的粮食，除去缴足公粮，剩下的余粮需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过荒年。农户一年中养上一两头猪实在不易，为了不让猪仔与人口抢粮吃，只能坚持每天割猪草、拌麸皮、拌麦糠喂养。往往进了腊月门，在集市上抓回一两头小猪仔，野菜、瓜果吊上一年，直到来年腊月里才能“出圈”。一定是先问好杀猪的匠人，选个好日子，并请邻居帮忙，一家人欢欢喜喜聚在一起，别提有多高兴了。杀了猪后，留下自家过年食用的，大部分都卖了换钱置办年货，为大人、孩子添置过年衣服。说到这，你肯定会问，既然杀年猪是件高兴的事，那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去杀猪啊？那就听我讲个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吧。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生的国家为保障人民生活和国民建设中的粮食需求，同时也为了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稳定市场物价与供应关系，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实行有计划地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俗称“统购统销”，就是对粮、棉、油等物资，均由国家集中管理，按照国家规定的品种、数量和价格，由指定的商业部门统一经营，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在如此大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各种票证制度，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吃、穿、用”无所不含，都要持票购买。吃的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鸡鸭蛋票，各种糖票等。穿的有各种布票、棉花票、鞋票等等。还有日常用的洗衣粉票、肥皂票、火柴票、煤油票等。大的商品还有各种煤票、电器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等等五花八门，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各种商品皆需凭票购买，由此我们的国家进入了将近40年的“票证时代”。这些票证是新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物资非常短缺的见证，如今都成了文物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之物，它们见证了新中国从物资匮乏到物资充裕的时代变迁。如今，以粮票为首的票证时代早已结束了其沉重而又光荣的历史使命，但它们仍在提醒着我们，勿忘“国事农先”的古训，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粮食产业的发展，我们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
那是母亲嫁给父亲的第二年，她怀上了我的大姐。勤劳朴实的母亲挺着大肚子喂养了一口大肥猪。过去那年月，不像现在一样都是小门小户，母亲嫁过来时，我们家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我爷爷兄弟仨，各自成家后都不曾分家另过，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在我曾祖母的带领下，一个锅里搅马勺，日子过得很是紧巴。眼看着年关将近，一家人老老少少，都在盼望着杀掉母亲喂养的大肥猪，过个好年。谁知刚一进腊月，就被村里告知，凡农户散养的家畜、家禽都被纳入到统购统销的物资之中，任何人不能私自宰杀自家养的猪和羊，必须要卖到市里的食品公司去。又听说，农户卖到食品公司的肥猪，被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刁难，他们故意压低收购等级与收购价，一头肥猪交到他们手里也换不回几个钱。面对这些刁钻的、穿工作服的公家人，老百姓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那个腊月，父亲和家里的男劳力都被队里派到了浍河水库工地，参加水库建设的突击大会战了，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我爷爷又胆小怕事。杀不成年猪，一家老小过年的肉食、衣服就没有了着落，这可苦恼了我的母亲。这一天，我的二爷爷从浍河水库工地回来了，知道家里的情况后，决定瞒着村里的头头们，偷偷地把肥猪杀掉。二爷爷是村里有名的木匠，平时在村里人缘不错，他长得人高马大，脾气又倔，他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颇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豪气。
这一天晚上，他约了两个同伴，准备在后半夜更深人静时偷偷杀猪。午夜过后，二爷爷在院子里点着了油气灯，照得整个院子如同白昼。他们早早地烧了一大铁锅开水，吩咐我母亲给猪熬了一锅猪食，来到猪圈前，给猪喂食。我家的肥猪听到母亲熟悉的“唠、唠、唠……”叫声后，不情愿地、懒洋洋地从睡梦中醒来，摇着肥胖的身体，慢悠悠晃到猪食槽前，低下头一阵“吧叽、吧叽……”贪婪地吃了起来，全然不知噩运正向它走来。正当它低头狂吃猪食时，二爷爷手持一把八磅重的大铁锤悄悄地来到它身边，趁其不备，一锤头砸向猪的脑门，猪连“哼”一下的声音都没发出，就一头栽倒在地了。这时，二爷爷的两个帮手也跳下了猪圈，同二爷爷一起把肥猪抬出圈外，放在早已备好的大门板上。二爷爷嘴里咬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左手两个手指扣住猪鼻孔，使劲往上一扳猪的上唇，右手在猪的喉管处拍打两下，掸掉灰尘，接着抬手从嘴里取下磨得锃亮的杀猪刀，一刀捅进猪的喉管，手腕轻轻一拧，顺手拔出刀来，又放回咬在嘴里，双手扳着猪头，猪血“哗哗”地流进了早已备好的搪瓷盆中，他的同伴在盆中加了几把盐，边加边搅动……二爷爷杀猪的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全没有往日杀猪的热闹场景，猪连一声嚎叫都没有，丝毫没有惊动到街坊邻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