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前现代时期，恰恰是父亲承担了主要的教育职能：他代表了幼儿需要与之形成认同的秩序，因而幼儿的“成人”以严父的塑造为前提；而一种压制性的威权也与这一“塑造成人”的责任相伴随，正如学者唐文明所说：“父子之伦是旧家庭中的首伦，既有长幼之分，亦含尊卑之别……是旧家庭中最让人感觉到家庭之森严的一伦。”
正是在父权的退让和父亲的退场中，教育逐渐被“母职”所吸纳。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教育”的基本逻辑发生了改变。在前现代的语境下，幼儿之所以应当服从于家长的教育，主要是因为“尊尊”的观念要求其承认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权威；但在现代语境下，权威的绝对性已被消解，要求服从的唯一依据在于这种措施有益于幼儿本身。因此，无论是“虎妈”“水母妈妈”还是“海豚母亲”，她们的教育都必须以”这对孩子有好处“为合法性根基。
然而，这一根基本身就不够稳定和牢靠。在“何种事物有利于孩子”这一问题上，至少有两种观念在现代支配了人们的想象，而二者不仅不相重合，反而可能互相抵牾：其中之一即是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在这种观念看来，“美好生活”意味着通过发挥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取得“功绩”，进而攫取社会地位和财富；而另一种观念则是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本真性”理想，“本真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的方式……我被号召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模仿别的任何人的方式过我的生活。”
获取“功绩”意味着以一系列可以得到他人认可和赞赏的方式行动，因而其所需要契合的是一种普遍的标准，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人的目光而活”；在某些情况下，这恰恰与“本真性”的理想不相符合，反而要求人们压抑自身中那些代表了个性，却无法在他人目光中得到承认的部分。因此，无论是接受教育的幼儿，还是试图“塑造幼儿”的母亲，都不得不时常在这两种往往不可通约的善好之间择一而行，而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选择本身就令人焦虑。
同时，应当采取何种手段让幼儿接受自己的教育也开始变得困难。在前现代时期，“父权”的绝对性让这一问题不成问题。但在当下，权威的消解意味着“被教育”的幼儿也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视角可能还是不成熟的）出发，对“何种事物有利于自己”提出不同于“教育者”的解答。因此，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作为“母职”之一部分的教育之所以如此令人焦虑，就在于价值世界的分裂和个体意识的觉醒，这让作为教育者的母亲需要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且缺乏一种让自己的教育策略得以实现的可靠手段。如此一来，成为“虎妈”“水母妈妈”和“海豚母亲”都作为可能的解答而登场，为她们提供一种解决上述焦虑的方案。
从直观上来看，“海豚母亲”似乎是在另外两者之间取得的“中道”：“海豚母亲”们“既设定了原则和期待，同时又着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独立性和沟通合作能力。”正如首先创造“海豚母亲”这一概念的学者，《海豚育儿哲学》一书的作者希米·康所界定的，此种育儿哲学的核心即在于“权威但不独裁，尊重但不忘管教”，以“对话”和“引导”为教育的核心方式。同时，其教育目的也并非单纯获取外在的“优绩”或追求不受约束的“自由”，而是试图培养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内在品质”——如利他、创造性、善于沟通等，凭借这些品质，幼儿将可以自主且明智地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以合适的手段追求它们。
而究其深层逻辑，“虎妈”和“水母妈妈”之所以令人担忧，主要是因为它们忽视了人类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一书中，麦金太尔将“脆弱性”作为人类的重要特征之一，麦金太尔说到：“我们从最初的动物状况发展成独立的理性行动者所需要的德性，与我们面对和回应自己与他人的脆弱性和残疾所需要的德性，其实属于同一系列的德性，即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特有的德性。”换言之，幼儿从其诞生时所处的“动物状态”发展为成熟的“理性行动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始终处于脆弱且依赖于他人的状态。
以此观之，“虎妈”的教育方式看似以承认幼儿的“脆弱”和“无法自主”为前提，但实际上，其“家长制”的管教方式反而使幼儿难以成长成熟，压抑了成长过程所需的一系列品质。同时，“虎妈”的教育很容易发展为“可能性的暴政”。正如艾玛·布洛克斯所回忆的，在采用“虎妈”模式期间，她“坚持让孩子参加大量的课余活动，搭乘着出租车在各个不同的场地之间飞驰……我希望看到成果，想看到奖章、证书、排行榜”。幼儿的发展仿佛具有无限的可能，而每一种可能都有助于令他们成为“更完善的自己”。因此，在这种“自我完善”的幻象之下，“虎妈”极易令幼儿背上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负担，而这恰恰与他们的脆弱状态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