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虎妈”的教育方式遵循“后果论”原则，认为教育的手段可以通过其成果——也就是最终取得的“优绩”来得到辩护。然而，“优绩”仅仅代表外在的肯定，在追求优绩的过程中内在品质可能遭受的忽视，以及“自我完善”的陷阱则令此种教育模式备受质疑。而“水母妈妈”所尊奉的“自主”原则也往往与幼儿的具体情况不相适应。相较于它们，“海豚母亲”则更近似于“美德伦理学”和“商谈理论”的一种结合：就其看重内在品质而言，这种进路与美德伦理学相仿；而在培养品质的过程中，平等对话构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引导方式，这又与“商谈理论”若合一契，此种模式似乎可以兼顾“内在”和“外在”，也能提供一种取代“权威”的教育手段，因而被广泛看作一种比“虎妈”和“水母妈妈”更好的选择。
正如阿格尼丝·赫勒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极易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因为他们同时扮演着不同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要求着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品质。例如，大多数的工作可能会要求人们适应“合理化”背景下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用“量化”和“可计算”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规划。但在另一些场所（如家庭）之中，人们可能又被要求具有“关怀”和“共情”的态度，而这恰恰是反工具理性的。换言之，成功地扮演某一角色往往需要“内化”这一角色所要求的品质，但此种“内化”会阻碍人们在另一些角色上的发挥。因此，必须注意到，“海豚母亲”所提倡的一系列内在品质：如希米·康所提到的“批判性思维，沟通合作，创意，利他主义……”也仅仅在一定的领域之内有效——如若希望这些品质能铺就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那么这需要一定的运气（不会遭遇可能造成严重分裂的情境），也需要幼儿所处的环境能够为这些品质的发挥提供恰当的舞台。
另一方面，“对话”与“协商”在引导幼儿的过程中也只能发挥必要而不充分的作用。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路德宗所主张的教育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模式“要求对幼儿系统地灌输恐惧感和羞耻感，令他们频繁且一成不变地重复记忆材料，并鼓励进行严厉的体罚，训练儿童乞求惩罚并为他们所受的鞭打表示感谢。”虽然此种方式的极端性显而易见，但其背后的根据仍值得认真考量。在他们看来，幼儿的理智能力不值得被信任，而惩罚和羞耻的灌输有助于形成“谦卑”的品性。不难意识到，依照理性的指导在对话中达成一致同样是一种“偶然”的情况。在某些时候，对话只能让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分歧的难以化约。因此，“海豚母亲”所倡导的“对话”绝非是某种成功实现引导的“保证”，而只是一种相对可靠且可被接受的方案。
简言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母职的教育焦虑”都难以被彻底缓解：归根结底，这种焦虑根植于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价值世界的分裂、个体性原则的觉醒，令一切教育方案都只能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提供保障，而始终承受着运气和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一切伦理生活的特征。正如玛莎·努斯鲍姆所说：“成为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伦理）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正是这样的特征使得“育儿”不同于按照确定的设计图纸来制造某个工件，而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和不确定性的，充满希望的“打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