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曹操“擅”杀名士，更是他“破浮华交会之徒”的直接表现。
当然，仅凭“白”者告密，仍不算直接证据。只是，曹操早已大权独揽，他想要处理一位名士，仅需一个借口而已。恰好，告密这一行为，又总能恰逢其会地满足曹操的“借口”。
令人不解的是，东汉名士向来“重名节而轻生死”。可向曹操告密的人中，却不乏一些早已倒向曹氏的士族。那么，这些人又为何敢于积极地参与告密活动呢？
究其原因，还在于统治阶级的倾向已发生明显变化。
首先要明确的是：为何东汉时期的士族，会如此重视自己的名节？
显然，东汉王朝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以致于给社会传达出了这么一个信号：就某种程度而言，名气大小可暂时与官职高低划上等号。
名气越大的人，越容易入仕；在入仕以后，也有更大可能担任高位；反之，名声一旦坠落，其人不仅会失去做官资格，更会遭到整个社会的“排挤”。
基于此，哪怕枭雄如曹操、刘备，能臣如荀彧、诸葛亮，也不得不遵守这一“潜规则”。他们在年轻之时“汲汲营营”，只为得到长者“好评”。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在仕途之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而东汉年间的多数官员，虽说才干不怎么样，但品行都还算不错。是以，这一时期也就很少出现告密这样的“缺德”事了。
直到曹操掌权后，为“破浮华交会之徒”，他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并以西汉名臣陈平为例，声称只要有才学者，即便道德上有瑕疵，他也乐于接纳。于是，在大批寒门子弟（或有才无德之人）入仕后，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当时，有不少士族已经不以“告密”为耻。相反，他们为了抱上曹氏一族的“大腿”，总是热衷于告密，以此在曹操面前“刷足好感”。
一向有清正之风的北方，就这么被笼罩上了一层“白色恐怖”。曹操此举，到底是对是错，恐怕难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