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是个超级物种，也是世界性的超级物种。
当一个社会充斥“告密”文化的时候，“天使”都会变成“魔鬼”，一个“恶的社会”就会到处是以“天使”的面孔装扮而成的“魔鬼”。它们台前“美德”，背后“邪恶”，而且“吃人是不吐骨头的”。
因此，“人的社会”就成了“猪狗不如的社会”。但，最大的“伤害者”和“受害者”，其实都是大众自己而已。
根据相关资料与文字，有据可查的是中国的“告密者”发源于大约3100年前的崇侯虎，即商纣王时期。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这一告密事件是高度政治性的。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变本加厉的则是距今2860年前的周厉王时期，即“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而将“告密”变成一种制度，则始于商鞅――对，就是他最终也是死在了自己所创建的“告密”制度里的那个秦国改革家，车裂而亡――天作孽尤可存，自作孽不可活：在“商鞅变法”中，告密成为民众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从此，自秦始，告密“堂而皇之”被鼓励。大名鼎鼎的汉武帝更是对此追捧至极，下达了“算缗令”，即征收富商的财产税。“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者能够得到被告者一半的财产，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民媮（愉）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武则天时期，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害人虫，因告密有功，不仅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而且个个封官，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这些鹰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
清朝的“文字狱”时期，更是将“告密”发挥的淋漓尽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笑话”，但血淋淋的。至于“文革时期”，“告密”登峰造极，历史上似乎无出左右了。那是一个“人吃人”的时代――“大义灭亲”。
越是开明社会风气，越是对文人宽容，越是商业繁荣和文化思想繁荣。尽管宋代也是封建王朝，但宋朝却是当时世界上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执政时间来看，赵宋政权（319年）也是仅次于刘汉政权（406年）的朝代。宋朝之所以达到如此之高的文明程度，这与赵宋政权始终奉行重视文化、尊重文人的国策直接相关。北宋王朝是对待文化和文人最为开明与宽容的政权。嘉佑五年（1060），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宋仁宗赵祯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
孙传钊在《他们为什么告密？――关于纳粹统治下的民众告密文化现象研究》中指出，不少告密“举报者”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危害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卜塞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共产党员和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而且，他发现，检举的内容都是在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按照倒错的纳粹政治、道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