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亦是如此。进入1930年代，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清洗先前的政敌或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开始了“大清洗”，从党外到党内，从中央到基层，在国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国内出现所谓“耳语者”。耳语者有两个含义，一是有话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的人，他们只能在绝对可信的人们之间悄悄耳语。一种是指以耳语的形式，即悄悄打小报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风的氛围下人们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即便像赫鲁晓夫这样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那时审讯判刑所需要的证据不是物证，而是口供。告密的材料可以作为判罪的法律根据。这样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为强，用密告他人来保自家的安全。斯大林大清洗的两千万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丧生者不在少数。有一种现象也属于告密范畴，这就是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然后据此给他人定罪。例如拉狄克在被捕前曾向布哈林求救，布哈林帮他说过好话。拉狄克最后还是被捕了，在刑讯逼供下他反过来咬布哈林，他提供的材料成为给布哈林定罪的证据之一。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治下屡见不鲜。在1920年代主张告密的人，在1930年代往往也死于他人的告密！
俄国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战绩出色，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索尔仁尼琴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和极权制度，被朋友告密，从前线押回后方，以“进行反苏宣传罪”被判处8年劳改，亲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生活。他在《古拉格群岛》中讲了一个小伙子的故事。此人原为安全部门人员，喜欢画画，连政治学习用的笔记本的封面也画上画。一次他画了一头猪，旁边有人问，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又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有人告发，笔记本被送上去检查，他因此而获刑。
索尔仁尼琴写道：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也是告密成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管理员或者长官，等等。
告密，是冠冕堂皇的，是心安理得的，是能得到好处的。所以，告密成风。人人噤口不语。
背叛的社会，是很令人窒息和惶恐的，人人自危。嘘，小点声，“隔墙有耳”。
这不单纯的仅仅指“政治方面”的，而是各个领域和范畴的，当然也包括夫妻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互提防，相互防范，但也相互背叛，冠冕堂皇，又残忍无比。
于是，“背信弃义的社会世界”得以形成，充斥着势利之徒，以及“岳不群”和“左冷禅”类型的人，人们的周围到处都是“暗藏的危险”。这种公共性的恐惧甚至比个人境遇更容易使人们加速变成背信弃义者，虚伪、欺骗、告密...自成一体，不可分割。每个人都会成为对社会现实的诅咒者，但每个人都是社会现实里的“天使面孔背后的魔鬼”。互害成为常态。
但“告密者”这个“世界物种”之所以在历史上寿命如此之久，生命里绵延不绝，一直有”市场“，是因为”利维坦”需要这个超级物种――更多的意义上说，超级物种“告密者”是政治世界里的“产物”，权力者们需要它。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购密者”市场，“告密者”就会层出不穷。
“告密者”――这个已活了3100年的超级物种――仅仅从中国历史而言――其实它也是世界级的超级物种，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只是，如果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都是“告密者”的巢穴，除了浓密的告密之网和相互背叛之利外，我们是否还能“有血有肉”而不是腐烂的活着？！
最最扎心的问题是：已经活了3100年的告密文化至今不亡到底说明了什么？“我们”真的是“现代文明人”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