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记》中有一个经典情节，那就是唐太宗与魏徴下棋时，魏徴于睡梦中赴剐龙台杀了触罚天条的泾河龙王。魏徴斩龙的典故，究竟始自何时，已经很难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吴承恩撰写《西游记》之前，类似的文本已经出现。另外，在吴承恩之前，已有《西游记》古本，相关情节除在《永乐大典》中有所收录外，金元时期的一些戏剧作品中，也已有了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的雏形。
1915年时，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位先生，于三浦将军处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进行影印。该书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据王国维考证，“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并将这部书推定为南宋时期的“说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章目与后世流传的《西游记》多有类似。
最早收录“魏徴斩龙”情节的古本《西游记》，很可能在明代以前便已出现。比如明初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中，便有“梦斩泾河龙”的情节。由于《永乐大典》是一部官方主持汇编的文献集，采用兼收并取的方式，并未对典籍内容进行修改。因而可以推断，魏徴斩龙的故事并非吴承恩首创，在古本《西游记》中已然出现。
据胡适先生推断，与秦叔宝尉迟敬德做门神一样，泾河龙王犯罪的故事已见于唐人小说：
神话传说定然不会一成不变，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被后人加工演绎。《太平广记》中李靖代龙王行雨的故事，自然也会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就此问题而言，在敦煌学研究中，英国学者斯坦因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尤为值得关注：
这段文字是从敦煌所见唐代白话小说残本中摘录的。尽管这仅是一段残存的文字，但其中涉及了唐太宗游地府的情节，显然是一部近于志怪小说的读物。故而胡适先生曾推断：“魏徴斩龙及作介绍书与崔判官的故事也在那损坏的部分里。”
吴承恩所著《西游记》取材很广，大体涵盖了玄奘取经的故事、宋元之际的《唐三藏取经诗话》、金元戏剧里的《唐三藏取经》故事以及《华严经》中《入法界品》部分。当然，作为集大成者的吴承恩，自然也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想象，令整部《西游记》变得更为生动。但可以肯定的是，魏徴斩龙的故事却绝非吴承恩首创。
毫无疑问，魏徴作为一名凡夫俗子，是绝不可能具有斩龙资格的，这个故事原本就是虚构的。可是，古人为何会杜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又为何会出现在西游记中呢？
这便涉及到了我国古代的三教合流与道教世俗化的问题。
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逐渐走向了有别于印度本土佛教的发展道路。唐宋以后，我国土生土长的儒家、道家思想，在与佛家思想的争论与交锋中，相互影响，逐渐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而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宣扬炼丹修仙、修身养性外，还出现了向世俗化发展的趋势，在民间宣扬辟恶、惩恶和鬼神说，并且构建起了一个神仙体系，而这些神仙的原型，既有来自于佛教中的神祇，也有历史人物，还有一些是直接取自神话故事或索性杜撰出来的神仙。
在唐宋时期的一些志怪小说，吸收并影响了三教合流和道教世俗化的内容。比如前文提到的《太平广记》中，李靖代龙王降雨一事，便已经将唐朝名把李靖神仙化了。同样，作为唐贞观年间最有名的诤臣，魏徴也超乎了常人，具有了“梦斩泾河龙”的资格。
从志怪小说中的龙王受罚，再演绎为魏徴斩龙，这个过程或许比较漫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后来的古本《西游记》将这一故事进行了吸收和演绎，明代时吴承恩又将其延续下来，从而使之成为该书中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情节。可以说，《西游记》本身就是一部反映“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经典小说，故事的时代又是唐太宗当政的贞观年间，故而强调魏徴斩龙也颇为正常。
今本《西游记》中的魏徴斩龙，背景为唐贞观年间泾河龙王与算命者袁守诚打赌，龙王为获胜，修改了降雨时辰与点数：
“挨到那巳时方布云，午时发雷，未时落雨，申时雨止，却只得三尺零四十点，改了他一个时辰，克了他三寸八点，雨后发放众将班师”——《西游记》第九回
结果，正在龙王得意之时，却犯下大祸。书中称袁守诚乃是袁天罡叔父，神机妙算，依然得知龙王大祸临头，并指点他届时监斩的是曹官魏徴，让龙王去求唐太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