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环保主义者总爱偷袭名画？

不客气的，直接用“环保恐怖主义”定性。

被环保主义者按头关注气候危机，如同被素食主义者强迫吃草，过界的冒犯，催生了强烈的愤怒和抗拒。

“祝你现在就掉下来摔断你那该死的脖子！”

当有环保活动家爬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桥顶部，阻塞当地交通时，甚至有人对准他的位置放烟花“助兴”。

坊间还流传起“反串”阴谋论，因为“气候应急基金”的资助者中，赫然有两个显赫石油家族的继承人在列。

一个是Aileen Getty，她的祖父是盖蒂石油公司创始人，她目前已向该组织捐赠100万美元，并计划在未来再捐出3000万美元。

另一个是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丽贝卡·洛克菲勒·兰伯特和彼得·吉尔·凯斯，洛克菲勒自不必说，正是靠着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美国第一位亿万富翁。

对此，凯斯回应道，自己从未隐瞒过捐赠记录，不该把祖辈发家的刻板印象强加给后人：“是时候把精灵放回瓶子里了，我觉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是道义上的义务，你不这样认为吗？”

但许多人出于对富人朴素的不信任感，依然固执己见。

更糟糕的是，被放花的封桥行动，造成两名女性身亡。

她们在另一条公路上遭遇严重车祸，但交通阻塞导致救援车辆无法及时赶到，最终不幸丧生。

“你们也许不是故意的，但你们的手上已经染满鲜血！”

愤怒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把环保组织钉在了杀人凶手的耻辱架上。

警方和政府也在积极采取限制行动。

环保组织“反抗灭绝”（XR）一度等被写进英格兰警方用于“预防”恐怖主义的培训手册，和“纳粹”一样成为重点识别对象，虽然遭到抗议后，警方很快表示搞错了，但其警惕之心从未减弱。

上周，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宣布，将授予警方新权力，以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气候活动家所青睐的新型策略。

自4月1日开始活动以来，仅Just Stop Oil一个组织，就有1880人次支持者被捕，目前有7人在狱中。

外界情况看起来很糟糕，但参与“十月起义”的环保组织却甘之如饴。

他们发现，再没有比激起愤怒更好的，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方式了。

袭击《干草堆》时，肇事者大声质问：“难道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都不如一幅画上的土豆泥值得关注吗？”

别说远在未来的气候危机，就连以人命为代价的“死谏”也翻不起半点水花。

2019年，美国律师、气候活动价Wynn Bruce在美国最高法院外自焚身亡，那一天，是世界地球日，他希望以身死唤醒民众对气候危机紧迫性的认知。

无独有偶，一年前，著名民权律师、环保倡导者David Buckel在布鲁克林自焚，同样是为了抗议气候变化危机中人类的集体不作为。

但他们在烈火中的呐喊，没能传出多远，就淹没在娱乐新闻和明星八卦里。

在“十月起义”前，环保活动家曾策划过许多更加有针对性、不打扰公众生活的抗议方式。

还联合招聘软件，发布了名为招揽，实为策反的招聘需求。

但遗憾的是，它们就像过去所有的政府游说、签名和游行一样，没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只给这些巨头造成了些“时下的小小麻烦”。

即使是更具公信力的科学家群体也感到绝望。

今年4月，来自26个国家的1000多名科学家集体走上街头，身穿研究服，把自己锁在白宫围栏和摩根大通银行的大门上，在皇家学院张贴气候危机论文，用人造血浆涂抹西班牙国民议会的门面。

“世界上的科学家正在被忽视，气候危机必须被停止，我们将失去一切，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我们没有夸大其词。”

迫使这群原本理智沉默的研究者走上街头的，是长久以来的系统性忽视。

45岁的布里奇沃特市议员、电气工程师理查德·摩根说：“我正在尽我所能，通过我可用的一切手段来解决气候和生态紧急情况，但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选择。”

早在200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有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对未来气候变化提出警告。

但尽管200年间，新的研究和数据不断重申这一警告，人类社会却并未能及时做出改变。

一些科学家沮丧的发现，他们继续坐在实验室里测算北极冰川融化的速度，证明气候危机的急迫性毫无意义，因为人类早已了解这一点。

他们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在认知与行动间真正横亘着的，是巨大的经济发展惯性，和拒绝接收警告的装睡社会。

“我们不是试图在这里交朋友，我们在这里试图改变。不幸的是，这就是改变发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