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簋街”从何得名，何以火成“美食地标”？
东直门虽是明清北京内城九门之一，但规模并不大，外观与朝阳门城楼相近但体量略小，可见东直门在京城九门中的重要性相对较弱，附近的居民也以贫苦百姓居多。新中国成立前的东直门内大街虽也商铺林立，但远不够繁华。除了包子铺、茶叶店及小酒馆这种司空见惯的买卖之外，因出入东直门多为砖瓦和木材车，东直门内大街倒有多家木材加工作坊、棺材铺和杠房，这大概算是这条街最显著的商业特色了。
有人说簋街名字源自东直门内大街早年间的鬼市，不过据金受申先生记载，旧京最著名的鬼市只有南北两处，南市在崇文门外东小市（即今之东晓市），北市先在德胜门桥东北河沿上，后改在后海西北角段家胡同。旧京鬼市分两类，一是售卖来路不明和非法的东西，多为盗贼销赃；二是市集多在深夜开市，天刚一擦亮就像晨风吹雾一样散了。
但最初的标志并不是“簋”，而是一尊青铜“爵”。爵与簋不同，是古代饮酒的酒器，一般都是三足而立。2008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了一尊西周时期的青铜伯簋，人们似乎恍然大悟，把立错了的爵从东直门桥头撤下来，按照出土的伯簋仿制了一尊。这年8月1日，矗立在东直门立交桥西侧8年之久的青铜爵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尊青铜伯簋，直到今天。青铜伯簋雕塑宽3.2米，高3.8米，红色大理石底座上刻有著名书法家苏士澍先生题写的篆书“伯簋”二字。
簋是中国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流行于商朝至东周，是中国青铜文明标志性器具。在宴席中，它常与鼎相配，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故有“天子用九鼎八簋”之说。意思是说天子宴饮的食物要用九鼎和八簋盛放。天子以下则逐级递减——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最低等级的只有一鼎而无簋。当然普通百姓吃饭既没有鼎也没有簋。
所以在古代饭桌上根据簋的数量就能判定出不同的身份等级。在后世的祭祀典仪中，簋还常用来当作祭器出现。此时与簋配套使用的还有“簠”，其功能与簋相同，均用来盛放稻粟一类的粮食，只是外形相异。簋的器型为圆口，簠的器型为方口。簋是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簠是用来盛放稻粟等生食的器皿。二者合在一起也引申为礼仪。如韩愈《元和圣德诗》说：“掉弃兵革，私习簋簠。”
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载，该庙为“万历三年太监冯保建，上赐额普济药王庙，内庭施药于此”。清代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也提到：“福世药王庙在东直门内街北，明万历有御制碑。”从文献记载可知，该庙原有前后三殿，前殿供奉释迦牟尼像，中殿是药王殿，供奉伏羲氏、神农氏及张仲景、孙思邈诸位医药名家。后殿是两层楼式佛殿，供奉观世音菩萨、眼光娘娘、送子娘娘。全庙建筑精巧，庙宇雅静。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北平旅行指南》中描述此庙：“院中竹影摇青，苔痕带碧，于古色古香之古刹中，隐然有仙山之象。昔时香火之盛为四药王庙冠。每月朔望开庙之期，士女络绎于途。”
除每月朔望开庙外，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圣诞，照例在药王庙中举行庙会，香火旺盛。庙会上有众多香客前来烧香，庙内外云集大量商贩，竞相叫卖，好不热闹。民国后庙市逐渐冷落。至1985年做文物普查时，山门及各殿尚存，该庙原有一座刻有“敕建福世普济药王庙”等铭文的大钟，后来移至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陈列保存。当时的山门隐于一家小茶馆之后，中殿以后均改为民宅，中殿以前为酒家。如今这座药王庙仅余一座山门和门前御制碑。从山门门券上砖雕的精美程度和御制碑风化模糊的外表，可以想见这座古庙的不凡过往。
昔日整条东直门内大街，几乎有一半人气是由这座东药王庙聚拢而来的。在旧时科学与经济均不够发达的时代，祈愿禳灾与定期庙市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动力之源。再加上稍南的北新仓等粮仓的物流往来，都促成了东直门内大街的生机与活力。今天此处虽空余庙门，但距离不远的东直门医院和毗邻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似乎完美地继承了药王庙济世安民的遗愿，而且增加了更加切实的功用。
当下簋街的真正魅力在于吃。说来也怪，上世纪80年代在搞活经济和市场大潮的带动下，东直门内大街两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意和店铺，但几乎都是一赔到底，甚至连国营百货商店也不得不关门歇业。唯独餐饮生意最终在这里站稳脚跟开枝散叶，而且这里的饭馆白天几乎鲜有人光顾，到了晚上却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别有一番繁荣景象。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夜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北京过去又极少有吃夜宵的地方，簋街就这样火红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