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院终于开始赚钱了？中国养老院现状？中国养老院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的北京市平均工资仅4672元/月，一个正常上班的打工人都难以负担，更何况是老人呢？
2015年3月，房地产巨头万科的首个养老项目“幸福家社区养老中心”正式运行，位于北京市五环开外的窦店，定价3000元/床。开业后，项目情况不容乐观，业界分析入住率低迷的核心原因：太远。2018年12月，该中心因持续亏损停止运营，宣告了北京首个养老项目在经营层面探索的失败。
而当年北京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也不过3355元/月。
对于任何一家养老院而言，前期最大的是土地成本，无论是购地建房还是租房改造，无论是自己掏钱还是银行贷款，动辄百万千万的前期投入，都得让企业做好长线计划。口碑营造和客户积累需要时间，算上投入成本越大，很多大型企业需要8-10年才回本。
还有一些农村敬老院，虽勉力维系，但是服务质量堪忧。
在八点健闻考察过的一家位于三线城市的小型养老院：
沿着装有扶手的台阶走上二楼，入口处放着一罐檀香掩盖住整层楼弥漫着的老人味。通道是逼仄昏暗的，左右两侧是老人的房间，走到底是一处阳台，上午10点，能走动的老人就被推到这里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走进失能老人房间，一股尿味扑鼻而来。当护工将老人浸湿的裤子扔到地下时，刺鼻味更是如鲠在喉。每天下午3点的清理时间，护工往往是粗暴地抬起老人的腿，用一块旧毛巾擦拭着老人已经萎缩的躯体，臀部已经布满了褥疮，护工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褥疮）老人都会得的。”
老龄化高原即将到来，我们的养老机构准备好了吗？
在中国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最初十年，养老更多是一种数字和概念上的焦虑，更多人享受着退休后的自由生活，真正困扰老年人的失能失智问题，还没有出现。
学者估计，2015-2050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但没有人能够照料他们。
在步入“超级老龄化”之前，中国将迎来两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分别为2018—2022年、2028—2039年，年均净增8600-1120万，第二次增长高峰将持续时间长且速度快。人口老龄化高峰之后，并不是平缓的下坡路，而是进入老龄化高原。
这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真实形态：我们将应对“未富先老”带来的急剧挑战，且没有太多时间用于调整和缓冲。
国家层面很早就认识到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视之为一项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此后数年，上到全国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下到各地出台的养老服务条例，机构作为兜底性的保障方式，从未缺席，但始终是“政策不落地、企业不愿进”。
多年来，政府一直试图解决支付壁垒，尝试了各种手段，一会儿补供方、补需方，一会儿补床位、补人头，最后确定了长护险这样一种两头补的方案，作为最重要的支付渠道。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团队调查了三年发现：2016-2018年，事业单位养老机构在这三年里头拿到的运营补贴平均189万，民办非企业是177万，企业是68万。78%的事业单位、988%民办企业、52%企业都得到了政府补贴，除了人员、房租补贴，还有很多政策优惠，补贴的规模很大。
然而，有了那么多的补贴，养老机构并没有开始赚钱。
乔晓春通过调查发现，1-3年收回投资4.5%，4-6年收回投资占4.9%，10年以上收回投资的占62%，绝大多数要想收回投资在10年以上。
北京慧龄社工所主任王军杰也表示，理想状态下，一线城市养老院的回本周期，短则40个月左右，多数要5年，如果考虑装修折旧成本，则需要将近10年。
“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企业的亏损问题。”乔晓春指出，换句话说，政府支持了原本应该倒闭的养老机构，却并没有对老年人的养老起到真正的支持作用。
“如果是老百姓自己出钱就很难，因为老年人不愿意出钱。但如果政府愿意投入，市场一定会介入。”乔晓春分析，老年人支付能力决定了“上天花板”，养老成本决定了“下天花板”，当中的空间差距需要政府来补，“政府如果不出手，这事永远做不成。”
政府出地企业运营，能挽救养老院吗？
在诸多补供方的手段中，“公办/公建民营”是最有效的一种。从字面上就不难看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出地盖楼、企业承包服务，相当于“拎包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