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名校老师：感觉像是被流放，有机会想转行
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李桓宇（化名），202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去年夏天他来到浙江一个陌生的县城担任初中老师。
刚毕业的时候，考虑到生活成本和工作压力，李桓宇并没有选择去北上广，而是将目光放在了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江浙地区。因此，在面对浙江县城的工作机会时，李桓宇也并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签约。
这座县城属于全国“百强县”，发展水平在浙江的各区县处于中间位置。“经济上与大城市的差别其实并不会很大。”李桓宇说。他所学的专业是基础数学，本科时期属于师范类，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内容应用性并不强，所以毕业之后还是进入了教育行业。
本以为县城的日子是安稳的，自由的。但刚从北京来到县城，李桓宇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是县城的生活方式与工作状况。
“我和我不受控制的人生就这样无奈地被迫向前，想要回头绝无可能。在这个遥远的小城，画地为牢的流放地，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耳边只有一句坚定温柔的叹息，一句话，一个字，去……”3月份的一天深夜里，李桓宇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县城生活方式略显单调，而且人际关系也更为复杂一点。”李桓宇说。记者与一些到县城工作的年轻人交谈后发现，许多人都对县城所呈现的人情社会不适应。原本以为小县城的生活更加单纯，但没想到的是，正由于县域地域狭小，人员流动频率低，人情关系网络在这里显得极为重要，这让一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措手不及。
而方言，则是将许多年轻人排除在这一张人情关系网络之外最直观的一道墙。甚至一些回到家乡县城的年轻人也表示，在与一些乡镇人员沟通时听不懂当地方言。“语言不同，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不同，这个地方处处都在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我格格不入。”一位在四川某县城工作的北方老师如是说。
李桓宇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但让他感到更为艰难的是工作本身所带来的“窒息感”。首先是工作压力，“双减”政策出台后，学校开始实行晚托，在校老师的工作时长明显加长，加班情况也越来越多。李桓宇一般早上7点10分到学校，晚上8点10分下班，甚至无法保证午休时间。这与他所想象的自由、闲适的县城工作显然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从这份工作中体会到成就感和幸福感，职业的天花板也比较低。”李桓宇说，未来他可能会考虑转行，再次进入大城市试试。
县城名校公务员，有人满腔热血，有人为婚恋发愁
去年6月从四川大学硕士毕业时，杨壮还手拿着某知名央企和科技公司的offer，在一个月后，他放弃了其他选择，以四川省紧缺选调生的身份入职蒲江县商务和物流局。当被问及为何会作出如此选择时，他说是因为理想。
大学时期，杨壮拥有两年军旅生活，他告诉记者，在这期间，“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他烙在骨子里的信念。“后面的入党、考研、考公都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算是初衷。”
在真正面临择业之时，他也曾因公务员收入待遇的问题而犹豫，在和师长、朋友讨论了之后，最终理想打败了现实，“我是比较适合这个工作的，无论是思想、性格还是素质。”他说。
在入职之前，杨壮对于公职队伍的想象几乎全部来源于新闻报道和影视资料，对具体工作和可能面临的困难知之甚少，对蒲江这座小城也了解不多。来到县城之后，理想与现实不免有些落差。
首先还是语言方面。虽然读研时就在成都，但杨壮从未在工作生活中如此密切地接触四川方言。对于来自北方的他来说，这种“沉浸式”的方言环境增加了工作的困难度。为了更快更好地投入工作，他经常在夜晚独自听白天的会议录音，确认工作内容理解无误。
而刚进入职场时，由于工作经验和基层阅历的缺乏，陌生的环境也让一心“想做点什么”的杨壮，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我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可能是绝大部分山里孩子在潜意识里追求的目标之一。”杨壮坦言，所以当自己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机会来到远离家乡的小县城，心理上的转变和自我说服，还是花费了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