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了，这家歧视华人的荷兰餐厅终于被“审判”
乔小姐：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自己这个案例当中，我的所有的这些，从消费者协会到最后的国家人权机构的材料都是用荷兰语来提交的。我朋友她住在鹿特丹的另外一个城市，她是用英文提交的申诉，然后我发现我们同样的案情，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我暂时不确定是否是语言的问题，但是她在鹿特丹的就被拒绝了，我在乌特列支提交的就受理了，所以我后续的程序全都是用荷兰语提交的，但这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我们后续提交的程序，也全被要求翻译成荷兰语。
观察者网：我看到了您联系了一个当地的律师，她也提供了一些证据的范例，比如说当时双方的对话或者电子邮件这些。您这次具体都提供了哪些证据？
乔小姐：我提供的证据就两类，一个是它对我们餐厅点评回复的截图，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前述的这些所有程序当中，他们拒绝和我们直接沟通，他拒绝是用邮件的形式发布的，我们被抄送。
注：荷兰AMICE律所律师Niels Roovers建议，证据的形式可以是：有记录的当事双方的对话、电子邮件或应用程序通信、受到歧视一方起草的投诉信、相关目击者。
观察者网：这种维权的成本会很高吗？
乔小姐：投入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国家人权机构提出的诉求里面没有赔偿或者金钱诉求，如果要进入法律程序或者司法程序，通常情况之下会请律师。
因为我自己是学法律的，也教法律，我们学院好多同事本身就是兼职的律师，我在问他们的建议，或者他们给我提供文本的更改的时候没有收费。但是通常情况的话，如果是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区的话，可能每小时都是在380欧到650欧不等。通常的案件可能是需要30小时到50小时，这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入。
但是荷兰这边有法律险，我自己也有，法律险就是涉及到这些跟法律相关的冲突，或者一些进入法律程序之后，相应的律师费用，法律险会支付很大一部分。
观察者网：如果以后还有其他同胞在荷兰遭遇了类似经历，您有什么建议？
乔小姐：流程上，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评估一下，这件事情直接沟通或者直接对抗的风险有多大。如果在可控范围之内，我觉得直接沟通是最好的。
沟通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标准程序，第一个就是给警方报案，然后警方报案之后会有受理和不受理的情况，然后就是可以再联系政府机构。法律程序或者司法程序都是最后的，因为真的是耗时很久，然后要求很高，还有一些金钱上的投入。而且每次他在要求你回忆当时细节的时候，就觉得被别人用了一些非常冒犯性甚至侮辱性的词汇。想到自己什么都没做，但是要被别人这样说，其实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态度上，我觉得一个就是不卑不亢。我的个性会问他，你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是有歧视性的。然后就是罪罚相当，我不太倾向于就是把这个餐厅就是一棒子打死，我觉得他有种族歧视，他愿意认错，然后承诺未来不做，就可以了。不是也就是犯了一次错，让它再也抬不起头，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