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基本上由美元承担，美国形成了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不断利用美元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的局面。为实现最大限度盈利，美国的跨国公司把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扩大市场，提高资本的获利空间。同时，消费支出常年占GDP的70%左右，导致储蓄率低、债务增长与通胀如影随形。
与制造业迁徙和“石油美元”体系建立相伴的是，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和金融业急剧扩张，美国经济虚拟化特征愈加明显——
一方面，国内大企业不断合并扩张，小规模生产者逐步被淘汰，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制造业蓝领工人持续流向服务业，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国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如今已降至11%左右，从业人口也降至不足10%。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资本避开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投向金融领域。为应对周期性金融危机，美联储频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动辄买入上千亿甚至万亿美元的国债。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后，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速了金融服务业扩张。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80%，包括金融业、房地产、法律服务等。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速的上升，且使自然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低利率水平又往往刺激通胀加剧。同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妨碍了市场出清，导致“僵尸企业”占用过多资源，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造成挤出效应，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疫情暴发后，在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美国消费虽然迅速提振，但需求侧过热更映衬出制造业萎缩导致的供给能力不足，进而抬升通胀水平。
虽然依托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享受到“全球生产、美国消费”的红利，但也埋下了制造业衰落和通胀问题的种子。这种经济格局加之长期无节制的宽松政策，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催化”之下形成了如今的高通胀局面。
美国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机制性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先后试图推行“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回流计划”等经济转型措施，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国内体制自我纠错、自我革新动力逐渐丧失。一方面，对依靠货币政策的增长路径形成依赖，习惯用印钞和发债解决问题。数十年来无节制地提高国内债务上限，近年呈现加速态势。目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超3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GDP的比重约130%。疫情暴发以来，债务总额增加约7万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债务增长最快的时期。债务高企局面也极大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治越发极化，纠错机制愈加失灵，两党争斗甚至达到“为反对而反对”的地步。反映在经济领域，便是美国政府对推行结构性改革即便有心也无力。
此外，在传统制造业萎缩和金融业扩张等因素影响下，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美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1990年至2021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而同期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美国社会撕裂程度加深，加剧了政治极化。2021年1月，美国发生震惊全球的国会山事件。
掣肘重重，困难太大，让美国当局没有足够的意愿、信心和能力推行结构性改革。印钞和举债成为摆脱经济困局甚至制造“经济繁荣”为数不多的路径选择，逐渐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也引发了如今40年未见的高通胀。
政策调整 自私任性
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元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有巨大外溢效应，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每次大幅调整，往往引发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动荡。在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时，大量资金流入新兴市场，诱使其大量借贷美债，吹大资产泡沫。当美国开启紧缩政策，则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资金外流压力，引发汇率动荡、泡沫破裂，甚至导致债务违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多国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5月份暗示，美联储可能很快放慢购债步伐，引起市场恐慌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股、债、汇市普遍走弱，迫使相关国家央行加息以抑制资本外流，继而付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惨痛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