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彩法’禁止博彩中介与承批企业分成，也就是说中介只能拿佣金。此外，还规定承批公司对博彩中介有连带责任，这样一来，他们要是有违法行为，都有可能算到博彩公司头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博彩公司和贵宾厅合作的意愿就很低了。”
盛力认为，在澳门赌权开放后，博彩中介这一群体确实在拓展市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推动了博彩业发展，对澳门经济民生也有贡献。但是他们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衍生出高利贷、洗钱乃至暴力犯罪等问题，且这种影响是不仅限于澳门，还影响到了内地。
“新法生效以后，一家博彩中介只能为一家博企服务，博企和中介的关系要很清晰，财务要很透明，实际上就抑制了中介的扩张。”盛力说，“这是希望中介能化身一种优质的服务团体，去提升游客的旅游感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想以后中介很大程度上会去服务中场的普通客人，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对于这只给博彩中介套上的“紧箍咒”，澳门立法会议员高天赐在6月21日的立法会会议上质疑，这将限制博彩中介的发展空间，让他们“无前景可言”。
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会上回应，希望中介“将角色摆回到应有位置”，即“拉客”给承批公司，收取佣金作为报酬。
李伟农重申，中介业务是向博彩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承批公司支付不多于法定佣金上限的金额作为回报，和承批公司是伙伴关系。
新法之下，另一个受到冲击的是遍布澳门的“卫星赌场”。
所谓“卫星赌场”，其所有者并不持有赌牌，却能和承批公司合作营运赌场。
具体而言，承批公司和第三方达成协议，后者拥有赌场酒店的物业，承担该物业内的所有非博彩业务（如餐饮、酒店管理等），而承批公司则在其中经营博彩业务并雇用有关人员。
今年4月，澳门英皇娱乐酒店宣布自6月26日起停止“卫星赌场”运作 网络图片
据澳媒介绍，截至今年4月，澳门共有35家赌场，其中17家由博彩公司全资拥有，另有18家“卫星赌场”由私人以类似“特许加盟”的方式设立。
根据今年1月公布的法案最初文本，“承批公司必须在其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地方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这被视为“卫星赌场”的“死期条款”，意味着“卫星赌场”或者出售用于经营博彩的物业给承批公司，或者停业。
不过，根据新“博彩法”最终文本，“卫星赌场”被允许继续经营，只是要以“管理公司”的模式运作。
承批公司聘用管理公司必须获得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许可，且承批公司只可向管理公司支付管理费用，不得以任何方式与管理公司分享娱乐场的收入或支付佣金。这样一来，现有“卫星赌场”的经营模式将出现巨大变化。
此前有澳门媒体预计，一些“卫星赌场”或在6月26日之后结束经营博彩业务。李伟农6月8日表示，这些决定是商业行为，政府不会介入，但政府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保留。他同时指出，“卫星赌场”的去留和新“博彩法”无关，是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
修法之后，澳门“经济支柱”何处去？
澳门博彩合法化始于1847年。1999年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即把“加强博彩业监管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作为施政纲领之一。2001年，“博彩法”的通过，确立了澳门“赌权开放”的法律框架。
2002年以来，澳门博彩业形成“六分天下”的局面，加上内地逐步开放自由行，澳门博彩业也踏上发展的快车道。2006年，澳门博彩业收入首度超过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彩市场。
2011年，澳门博彩毛收入（GGR，即下注金额减去赢得金额的差额）达到2690.58亿澳门元，占当年本地生产总值91.6%；2013年，澳门博彩业毛收入历史性地达到3618.66亿澳门元，占当年本地生产总值87.9%。
澳门新葡京娱乐场内景 图源：IC Photo
毫无疑问，在推动澳门经济、就业、基础建设及民生福利等方面，博彩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一业独大”也为澳门社会带来了风险，这一问题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显得更为突出。2020年澳门GDP实质收缩了56.3%，全年入境旅客同比减少85%，博彩业跌近8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