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2个寻亲成功的拐卖案例:一半被拐20年后才找回
寻回儿子孙卓半年后,孙海洋的打拐之路仍在继续。他“希望推动法律修改,严惩人贩子”。
6月14日,孙海洋在社交媒体晒出孙卓案嫌疑人吴某龙的量刑建议书。他认为5年有期徒刑过轻,准备继续提起民事诉讼。
2007年至今的15年间,在打拐寻亲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寻亲成功”页面,还有2322个与孙卓相似的孩子。
“世界打拐日”,我们试图通过数千个寻亲成功的拐卖案例,还原他们经历的一切。
1、画像:谁在拐卖?被谁而拐?
在寻亲网站上,八成以上的人都是“被动失踪”的,他们可能被拐卖,被送养,或被遗弃。
在我们搜集的案例中,被送养和遗弃的大多是女性,被拐卖的以男性为主。
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拐卖常发生在陌生人贩子的身上。他们往往有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贩卖人口来谋取钱财。
但除了陌生人贩卖,还有近两成的案例是熟人作案。他们可能是邻居、老乡,甚至是亲戚和父母。
今年年初,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曾在微博发布长文,自称刚出生时,亲生父母为付彩礼,以6000元的价格将他卖了出去。
网友痛心和惊讶于刘学州的悲惨经历。可事实上,父母参与拐卖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他们的原生家庭和刘学州相似:家境贫困,孩子过多,或是孩子重病,负担不起。
在被拐人员中,超过六成都是男性。九成的男童集中在7岁以下:一个男婴儿,更容易成为被买家挑中的孩子。
相比之下,女孩的经历更为错综复杂。除了幼儿期的集中拐卖时段,青春期成为女孩拐卖的另一高峰。约47%的被拐女性年龄在10岁以后,相比被拐男性的0.3%,这个比例尤为突出。
人贩子常以介绍打工挣钱为由将她们骗出,由于年幼且没有学识,即使她们能意识到自己被拐,但也没能力出逃。
已经离家20年的顾佩琴回忆起15岁那年,她被人骗到江浙一带,跟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见面。“当时给我说的是打工,具体工作是做保姆。但是到了雇主家,对方告诉我,我就是被买来当媳妇的。”
2、链路:眼前的,遥远的
一场有预谋的拐卖,最有可能始于受害者家附近。
孙海洋家附近是典型的城中村,4岁的孙卓晚上独自在家附近玩耍,被人贩子用玩具车和零食诱拐,嫌疑人正是城中村某商场的保安。
空间人流混杂且流动性大,监控设施不完善,加上父母的疏于监管,受害者家附近、市场、车站等都成为拐卖的高发地点。
糖果,面包,玩具,以及人贩子口中的哄骗,对一个学龄前的孩子而言,都是诱拐利器。
“他问小孩吃不吃糖果,小孩不理他。他就在小孩面前丢一块糖果,小孩就捡起来,他再丢一块小孩又捡,他就这样一块一块拿糖果把小孩哄走的。”民警抓获孙卓案嫌疑人后介绍道。
孙卓被拐后,孙海洋开始了他漫长的寻子路。他的身份不只是一名寻子的父亲,也是帮助被拐儿童回家的志愿者。14年间,他走过全国26个省份,搜集过成千上万个走失儿童的名单。
在日记《孙海洋的悲痛寻子路》中,孙海洋写过这么一句话:“自80年代起,无数儿童被人贩子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大批运往东南的潮汕福州沿海一带。”
这句话呈现了目前多数儿童的拐卖链路。谷雨数据梳理了寻亲成功的2000多个案例的始末地点,贵州、四川、云南成为拐出的高发地,福建、河南、广东、山东、江苏是被拐儿童的流入大省。
这与许多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学者将这种特征归纳为“西南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有研究把拐卖儿童犯罪归为一类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用“推拉模型”来解释这一发生机制,区域地理环境、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梯度”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西南和东部的相对差异,促成了拐卖人口的区域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