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家谈首个国产新冠口服药：如仅“改善临床症状”算不上特效药
但他指出，在前述阿兹夫定相关论文中，试验样本过少，无法保证临床试验质量和结果，会存在误差。同时，该药物新冠Ⅲ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终点是“改善临床症状”，而不是降低“全因死亡率”。就是说，这不是治疗新冠、杀死病毒的特效药，算不上是广谱抗病毒药物。因此，就目前新冠病毒变异株的发展趋势和人体免疫系统的特点来看，缺乏明确的临床意义，“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药物治疗的主要需求始终是降低重症，减少死亡率。”
今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下称“指导原则”）指出，在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治疗研究中，首先推荐在适当时间点（例如，至少 28 天）发展为重型、危重型的发生率或全因死亡率作为主要疗效终点，也可选择在适当的时间内评估至持续临床恢复的时间。
免疫学学者周叶斌向澎湃新闻表示，HIV和新冠病毒的差异很大，HIV的药物都是针对HIV去优化筛选的，和HIV上的靶点结合能力好，广谱性不是强项，往往应对新冠就没那么突出，“像瑞德西韦目前对新冠病毒的抑制程度还是差了一些，毕竟不是专门针对冠状病毒研发的药物。”
同时，HIV药物需要长期服用，而新冠药物则是短期，数据上也会差异。但目前阿兹夫定公布的新冠临床试验信息非常少，特别是缺少一些必要的数据，因此无法具体判断，但从过往的数据来看，“不算一个安全性数据积累很久的药物。”他说。
周叶斌还提到，根据阿兹夫定在2021年7月的一项药品监管机构的技术评审报告及该药物说明书，还要考虑该药物在动物实验中出现遗传毒性和生殖毒性的问题，可能会存在潜在的严重安全问题，需要密切关注。他举例，新冠药物“Molnupiravir（莫努匹拉韦）”在FDA上市审核时，其遗传毒性成为重点讨论话题，并在后续被严格限制使用，特别是孕妇与未成年人直接排除在外。
阿兹夫定药物说明书截图
在今年2月举行的中国药学事业发展大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蒋建东院士同样提到Molnupiravir的生殖毒性和致畸问题。
不过，常荣山则认为，阿兹夫定的目前的指导使用剂量很低，对于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群仍是安全用量范围，无需过分担心。
针对前述问题，澎湃新闻多次致电真实生物方面，但截至发稿时仍未获得回应。
新冠新药研发需面对耐药性变异问题
截至今年6月底，全球有2款小分子新冠口服药被批准上市，均是老药新用。一个是默沙东的Molnupiravir，另一个是辉瑞制药的Paxlovid——该药物由活性抗病毒药物Nirmatrelvir和可减缓Nirmatrelvir在体内分解的化合物 Ritonavir 组成，并在今年2月得到中国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
7月21日，日本病毒学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抗体和抗病毒药物对奥密克戎突变株BA.2.12.1、BA.4和BA.5的功效》的研究论文，称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莫努匹拉韦（Molnupirvir）和奈玛特韦（Nirmatrelvir）可以有效抑制BA.2.12.1、BA.4和BA.5的活性。
研究同时表示，虽然几种单克隆抗体并不能有效中和病毒或功效较低，但在实验中，组合使用该类药物可以对病毒起到抑制作用。
蒋建东院士在前述中国药学事业发展大会上还指出，目前全球共有约100种抗病毒药物，我们需要面对的科学问题有两点：病毒的突发和耐药。
然而，今年6月22日《Science》杂志刊文指出，近期种种逃逸性极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的出现以及一系列最新研究表明，诸如Paxlovid这样口服药物使用量的增长，对病毒施加了选择性压力——新冠病毒已经开始朝着产生耐药性的方向变异，并找到多种逃避新冠药物的方法。
如文中援引比利时鲁汶大学病毒学家Dirk Jochmans团队的研究结果，在使用12轮Nirmatrelvir治疗后，新冠病毒累积了三个突变，并对Nirmatrelvir的敏感性降低了20倍（reduce 20-fold），提示潜在的耐药突变。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生物信息学专家Adam Godzik在研究工作中发现，一些突变已经存在于感染冠状病毒的人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帮助病毒绕过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