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数据显示，国产品牌在产品研发设计上的投入正在逐渐提高。
以国产头部品牌安踏为例，近年来该品牌累计申请专利2600多项，在全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0多所科研机构及200多名科研人员，并将在未来5年投入超过40亿元的研发成本。
而2015年之后的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钱都花在了广告营销。不过遗憾的是，广告上大手笔的投入似乎没有带来想要的回报。连续签下的大票明星代言人，也在“新疆棉”事件爆发第一时间，纷纷解约。
事实上，签约明星代言人带货，在中国市场本身就有悖论，以中国台湾艺人张钧甯为例，其炒作的高学历和运动人设存疑，但在彼时阿迪达斯的代言矩阵中，她的地位甚至高于明显流量更高、带货能力更强的杨幂，耐人寻味。
阿迪达斯全球传媒总监Simon Peel曾在采访时表示：“我们在数字营销上投入很大，但这些支出只有23%投在品牌的广告上，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赖宇告诉界面新闻：“像李宁的篮球鞋和安踏的跑鞋性能都不错，上新快，也便宜。阿迪达斯现在在我们看来就是吃老本。”
卖不出去的库存“大山”
产品上的裹足不前，导致库存积压成为了目前最让阿迪达斯头疼的问题。
根据阿迪达斯2019年的财报，2019年底阿迪达斯的库存就达到了48.5亿欧元，而现金流仅为8.73亿欧元，可见库存问题在疫情前就已十分棘手。
2020年开始的疫情，导致运力不足，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阿迪达斯最新公布的二季度财报显示，到该季度末品牌库存增加35%，价值近55亿欧元。
由于几年前阿迪达斯将生产工厂转移到了东南亚，这两年阿迪达斯的产品销售深受供应链短缺的影响。
一般来说，运动鞋从设计到出厂再到门店上架，周期至少需要18个月。供应链和运力的短缺让这一周期延长两到三周的时间。而阿迪达斯每年有几千款运动鞋需要上架销售，上市发售时间很短。一双鞋耽搁半个月，积累起来，就变成了库存的“大山”。
在多家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阿迪达斯门店中，也许是因为今夏的高温天气，偌大的店面里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客人，门口放置了夏日促销的牌子，写着“短装两件6.9折，三件6折”。大部分的鞋类产品也挂着折扣的标签，折扣在7-8折不等。
而在二三线城市，场景则更加惨淡。来自广东珠海的某经销商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一个是没人来，客流量少了很多很多。另一个是库存很多。以前卖得好的时候，我们还要联系同城的其他门店帮忙调货过来给客户，现在很多货不打狠折根本卖不出去。”
目前阿迪达斯在国内最大的经销商是滔博运动，其2021年财报显示：滔博运动全年营收318亿元人民币，较上财年下降11.5%。其中，耐克、阿迪达斯所属的“主力品牌”版块收入下降12.3%。滔博运动的全国门店数量全年净减少311家，零售业务收入下降14.2%。
转移生产工厂在疫情期间带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让阿迪达斯难以预计。而反观去年在中国仍能逆势上涨的几个海外运动品牌，无不加码了本土化经营。
斯凯奇在江苏太仓的物流中心
以美国运动品牌斯凯奇为例，斯凯奇在2021年交出了同比增长24%，营收228亿元的成绩单。
今年8月，斯凯奇中国物流中心一期项目在江苏太仓正式，同时二期项目也完成奠基。据悉，一二期总投资将超过30亿元人民币。
斯凯奇目前在华销售的85%的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在各品牌纷纷为供应链短缺、产品无法运输而头疼时，斯凯奇的最新产品已经早早地在各大门店上架，来到消费者的面前。
同样表现不俗的还有加拿大品牌lululemon。近两年在华门店数量激增的lululemon有着自己的“门店哲学”。
lululemon品牌高级副总裁Celeste Burgoyne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的店铺不仅仅是卖东西的。”
和阿迪达斯有所不同，lululemon在华门店都是品牌直营，不加盟。除了卖东西，lululemon的门店会定期邀请国内的瑜伽KOL举办瑜伽课，稳固门店所在地的瑜伽社群，和目标人群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尽管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每一年用于市场营销的费用只占总支出的2%，但lululemon依旧通过消费者的口耳相传赢得了口碑，其“社群营销”的模式也成为了运动品牌近年来的营销创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