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强奸幼女案和保护受害人隐私，会冲突吗？
在江西贵溪村支书强奸12岁女童案的舆论中，有一类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们认为，为了避免对受害人和家属的二次伤害，新闻媒体不该去采访报道这类案件，自媒体不该吃人血馒头。
他们认为，警方和政府的通报是最权威的信息，已经能够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的需要，而媒体报道经常不全面甚至出错误。
简单来说，他们要求大家都别说话，等权威通告就好。
贵溪市公安局的“权威通报”
这些观点看起来是出于善意的目的，也有一定道理，所以误导了很多人。其实上述两个观点在逻辑层面是有错误的，在伦理层面也是很肤浅的。
可采访的对象那么多，谁说要抓着受害人不放过？
对于媒体采访造成二次伤害的担忧是情有可原的，但现实中却没有必要。
首先，媒体采访这个事件可以避开受害人和近亲属；然后，媒体完全可以做到隐藏受害人的身份信息；最后，很多情况下受害人需要媒体帮忙发声来争取权益。
很多人把记者的采访想得特别简单直接，以为报道一宗强奸案就是直奔受害人和嫌疑人，可现实中哪有那么容易哦。在大多数社会事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的报道中，记者都接触不到直接当事人，比如受害人死亡了，凶手被抓了，那记者采访就不做了吗？当然不是的。
所谓还原真相，通常都是一个拼图的过程。
以贵溪这个案件为例，如果记者被允许去当地采访，可以采访办案民警问侦查进展，采访受害女童的邻居问嫌疑人与受害家庭的关系，采访其它村干部问嫌疑人品行与近况，在案发地附近询问是否有目击者，去当地妇联了解留守儿童总体情况，去采访医院了解女童的受伤与救治情况，去防疫指挥部核实女童父母是否被隔离，还可以采访女童的远亲（如舅舅）询问受害家庭的诉求……
发现没有？即便完全避开受害人和父母等近亲属，也可以有很多采访对象可以帮助了解事件的全貌。
现实的采访中，一家媒体的记者通常难以面面俱到，各家媒体关注的视角也会有所侧重，这时很多家媒体的不同角度的报道就可以共同拼出一幅接近真相的图景。
而且，受害人和家属也并不总是会拒绝采访。很多情况下，受害人蒙受欺压，有冤难申，正需要新闻媒体的曝光来维护合法权益。这种情况下，媒体记者完全可以征得受害人和家属的同意做直接采访。
徐州铁链女是拐卖和虐待的受害人，你说她真正需要的是没人打扰的“岁月静好”，还是媒体的充分报道？
不止是受害人需要，还有像聂树斌案这样的情况，是嫌疑人被刑讯逼供，蒙冤入狱，他们也需要舆论的关注来重获清白。
专业的记者在采访时并不会带着“受害人”和“罪犯”的成见去做调查，而是会尽力聆听每一方声音，核实每一方的证据，争取做出客观公允的报道。
反对媒体采访的人们经常会举【寻找汤兰兰】的案例来说明媒体报道对当事人的伤害，但那个案例的本质是记者能力的缺失与单个媒体流程的缺陷，后来也是在更多媒体的介入后才还原了真相全貌。汤兰兰的案件恰恰说明了应该让更多媒体参与报道的重要性。
今年早些时候还发生过【寻亲少年刘学州自杀】的悲剧，很多人也把矛头指向媒体的报道。但那个案件的本质是扭曲的家庭关系和网络暴力在杀人，而不是媒体的报道在杀人。
所以说，媒体记者完全可以在不伤害受害人的前提下做出报道，既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保障事件各方的权益。
至于担心暴露受害人信息导致女童以后“没法做人”，就太小看专业媒体的职业技能了。
一方面，使用化名、照片打码、声音变声只是最基本的操作，编辑、剪辑的取舍还可以避免受众通过侧面信息拼凑出受害人的身份。对于受过职业训练的记者编辑来说，这些都是基本功。
另一方面，通过正规媒体报道的真实信息来抢占舆论场，还可以很好地对冲那些真假混杂的流言，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保护受害人得到公正评价。受害人需要的是真相的还原与正义的伸张，而不是信息的隐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