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显示，中老年人自杀原因中最多的是“健康问题”，其次是“经济、生活问题”。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还要连年削减养老金数额。
【困境难解】
在日本经典影片《东京物语》中，一对老年夫妇前往东京看望儿女，但子女也在温饱线挣扎，谁都不想照顾父母。
心寒的老夫妻回到了自己的家，母亲很快因病去世，父亲却只能孤独地坐在家中，感叹着“一个人度过一天特别漫长”。
电影是社会的映射，更是一种隐喻：养老问题，首先需要财富保障。任何一个物质贫困的社会，养老问题都会变得异常困难。
1960年，新上任的日本领导人，高调地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宣称在十年内，既要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又要把国民收入翻一番。
借着全球经济复苏的红利，日本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完成了目标。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对于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也开始制定。
从1961年4月开始，日本政府拿出111亿元启动资金，实行《国民年金法案》。根据该法，国库承担总费用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由行业、个人负担。2009年，国库承担的国民年金比例调整到了二分之一。
作为养老体系的一个兜底制度，国民年金相当于我国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只要居住在日本国内、年满20岁至60岁的人都要强制加入国民基金，个人缴纳年金满25年，且年满65岁，便可定期领取养老年金。
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一起，成为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两大支柱。厚生年金是企业正式员工参与的，相当于中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和员工各出一半，按比例缴纳。从2017年开始，固定保险费率为18.3%，劳资双方各负担一半。
如果是日本的公务员，那么缴纳厚生年金的保费则是个人和国家对半出资，被称为“共济年金”。
此外，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主要的内容就是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上门护理、上门帮助洗浴、日托护理等多种项目。
根据规定，40岁以上的日本人和在日外国人都必须加入介护保险，65岁可以享受介护服务。投保人需承担服务费用的10%，剩余90%，由各级政府财政补贴、个人所交保险费各一半。
尽管已经建立成熟的养老体系，但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纷纷进入退休年龄，加之平均寿命延长，使国家财政中养老金负担越来越重。
截至2021年底，日本65岁以上人群占比增加至29%，刷新199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养老金的支出也水涨船高。在1970年，只有0.9万亿日元，2017年已经达到了56.7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47.1%。而近几年来，各类养老金的支出总额已占财政支出近三分之一。
日本养老金的缺口，在1995年为4295亿日元，到2020年，它就已超过13万亿日元。缺口需要靠发行债务或者财政资金来填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日本债务总额的不断提升。
截至2021年底，日本的GDP为4.94万亿美元，债务规模高达1216万亿日元，约合12.69万亿美元，是GDP的256.88%。
为了缓解养老金压力，日本一直尝试开源节流。
所谓开源是扩大对非正式员工的覆盖范围、降低其参保成本，让更多原本不具备条件的民众缴纳养老金。
但这种下一代补贴上一代的做法，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不满，同时也是饮鸩止渴——会加重养老金未来的负担。
节流则是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延后领取、削减养老金规模等举措，减少支出。
在1986年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55岁退休制度，而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2006年，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
2021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修改后的《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确保员工到70岁的就业机会。
而日本“就业老年人”的数量已连续17年上升，达906万，占所有老年人口（3640万）的25.1%。
这相当于，每四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就有一位依旧活跃在工作岗位上。其中，男性约为539万人，女性约为367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