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融学家 2017诺贝尔经济学奖论点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揭晓，研究流动性和金融危机的学者会胜出吗
包特介绍说，Gentzkow的研究重点是媒体经济学，他研究媒体偏见、社交媒体的崛起及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假新闻如何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决策和行为，阐明了媒体信息对大众如何产生影响。
Morris则是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皮特.戴蒙德讲席教授，曾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学会主席，在博弈论基础和应用方面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研究，以研究高阶信念而闻名。他聚焦于全局博弈（global game）的研究，试图通过博弈论的方法解析经济危机与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包特认为，今年全球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遭遇了震荡，发生了很多黑天鹅事件，这或许会增加Morris的获奖概率。
此外，Morris和Gentzkow也是近年来经济学里非常热门的信息设计/贝叶斯说服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包特认为不排除二人可能因为这方面的贡献共同获得诺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或会更加关注金融学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对澎湃新闻表示，相比于Morris和Gentzkow，他更看好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老师——分别是就职于耶鲁大学的约翰·格阿纳考普洛斯（Jonh·Geanakoplo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王永钦预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有三种组合的可能：
第一种组合是芝加哥布斯商学院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约翰·格阿纳考普洛斯（Jonh Geanakoplos）和日本经济学家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表彰他们在流动性、抵押品和金融危机领域的研究。
第二种组合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文·贝瑞（Steven T. Berry）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埃瑞尔·帕克（Ariel Pakes），表彰他们在结构性方法与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
第三种组合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表彰他们在制度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
王永钦认为，第一种组合的几位经济学家在传统的银行挤兑和流动性，以及与当代金融体系相适应的抵押式借贷和杠杆周期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为金融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同时，王永钦也观察到，去年获得诺奖的研究课题运用简约式方法，着重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的因果关系，恰好与第二种组合学者的结构性方法形成互补：“一个模型讲历史，一个模型预测未来”。
他表示，如果第二种组合的学者获奖，主要考量应是他们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是他们提出了一般性、结构性的方法，另一方面，这些方法在产业组织领域应用较为成熟，用于分析各种公共政策。结构性方法提出了理论模型，将数据和理论更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对未发生、没有现实数据的问题做预测和估计。
此外，王永钦也不排除诺奖组委会可能把今年经济学奖颁给制度与发展领域，他认为能够获此殊荣的当属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我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概会授予金融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研究流动性和金融危机方面的经济学家。”王永钦表示，近年来金融领域的主题备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重视，综合看来第一种组合的获奖可能性最大。
中国学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候选人预测名单中，绝大部分是美籍学者，却看不到中国学者的身影。
对此，王学博表示，这并非是因为诺奖组委会有国别歧视，而是因为美国在现代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确实位居前沿，相比之下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较短，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比较弱。
包特则表示，诺奖的颁发通常也有一定“时滞”，比如近几年有很多日本获奖者，但他们的贡献很可能是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之前科研投入的成果。
尽管美国和西方在诺贝尔奖方面还占据着压倒性优势，但谈及中国学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包特还是保持着乐观。他表示，学术研究是一个生态系统，只要有足够多的投入和优秀从业者，是否出现诺奖级贡献或学者就是一个概率问题。
“就好比中国很多制造业产业一样，做的企业足够多了，有这么多优秀勤奋的人以开放的心态努力做并参与世界竞争，自然就会产生世界级品牌。在未来十几到几十年，不难想象中国学者和中国问题研究也会有很多突破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