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了，我们还要打持久战吗？明年春天能回到2019年之前的样子吗？
白岩松：另外有一种声音在议论，现在奥密克戎在变异的过程中越来越弱了，死亡率在下降，重症数在下降，同时无症状感染者转化率都变得很低了，既然都很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严？
梁万年：从病毒和疾病本身来看，确实展示了这个特点，从奥密克戎的变异株来看，它的传播性在加快，隐匿性在增强，同时对疫苗对感染后所形成的免疫的逃避能力也在增加，从疾病的症状来看，无症状和轻症的比例在增加，致死率也在下降，这是个事实。但是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衡量一个疾病的危害性有两种不同的视角：
1、国际上通用的视角，群体视角，而不是个体的视角：重要的是看这个病的死亡率，这个死亡率计算的分母是全人群，分子是感染这个疾病后导致死亡的人群；
2、个体视角：往往是对患病的个体来看这个疾病危害度有多重，奥密克戎的症状的严重度在下降，算个体的危害是病死率，病死率的分母是感染或者是患病的人群，分子是因为疾病后死亡的人群。
我们搞公共卫生的，搞疫情防控的人，看的重点危害是它的死亡率，如果感染人口量很大，虽说病死率很低，两个一乘，死亡率是高的，死亡的绝对数是大的，所以它仍然是一种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所以它会导致一些超额的死亡，或者叫额外死亡，所以我们在现阶段对疾病的防控手段，包括我们的药物、疫苗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理想状况的情况下，加强防控，对保护生命也是必要的。
白岩松：接下来就关注代价的问题，最近这几个月议论这个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多：病毒在减弱，对经济的冲击却在加大，我们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你怎么看待代价问题，尤其在经济层面？
梁万年：做疫情防控一方面是要控制住疫情，另一方面是要平衡疫情的控制和社会经济发展，包括老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的维持，如何平衡好它，就是一个均衡的问题，理论上来说，一个传染病的疫情，它必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对正常生活的影响，那么如何来衡量，在两害中如何取其轻，就是要用动态的眼光来总体上均衡，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算代价的时候，一定是算总体上的。包括代价付出之后产生的收益，也是要算总体的账的，这种总体上，要加上生命的维护，我们正常的医疗服务的共进，再加上经济的发展，正常生产生活的维护，所以算账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算，它肯定是片面的，应该把社会、民生，大的账，甚至是局部地区和整体之间的关系，短期的代价和长远的代价，都要综合考虑。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我们中国所采取的防控的策略方针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白岩松：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期待，生产和生活的秩序能尽早地恢复到正常，针对这一点，有没有时间表，我们为此应该做些什么？
梁万年：近三年的疫情防控，我们都在期盼着最终能战胜疫情的这一天，能够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状况，我想，对政府也好，对我们老百姓也好，都是期盼，这种时间表，我们也在努力，努力战胜疫情，但是现阶段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很难明确说，在几月份几个月我们就达到了这种标准。记得过去我们说过，如果真的要战胜疫情，我们对病毒、疾病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加深，现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它的变异还在加快，变异了之后，奥密克戎它的病毒性在下降，病死率在下降，但是奥密克戎并不一定就是最终的变异株，这一点科学上是比较肯定和明确的，那么它再变的话会怎么样，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我们对疾病本身，疾病感染以后，它的后遗症现在又放到了重要的科学问题上来，第二个方面从我们战胜疾病的武器和手段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我们的疫苗防重症防死亡的效果是好的，但是防感染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努力，因为我们还在加快研发药物，加快疫苗的研发和接种策略，我想达到这个期盼需要我们全社会各行各业每个人都坚持下来，树立信心，一定会战胜疫情。
白岩松：我们针对时间表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性的推进，比如来年春天，我们来逐步放松疫情防控政策，让日常生产生活恢复秩序，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加快老年人疫苗的接种、医院的建设、防止挤兑、药品尽早跟大家见面等等，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大家都愿意配合，这方面您觉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