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逃离好莱坞的种族主义限制，黄柳霜在上世纪20年代末闯荡欧洲。
在欧洲，她展现了惊人的语言天赋。仅几个月的时间，她的口音从美式英语切换成英式英语。又过了4个月，她熟练掌握以难学著称的德语。
闯过语言关为黄柳霜敲开了欧洲电影的大门。在德国，她在《爱比刀更利》等电影中出演女主，挑剔的欧洲影评家也对她不惜笔墨地赞扬；在英国，她与影星劳伦斯·奥立弗合作了《粉笔圈》；英国作曲家康斯坦特·兰伯特在看了这位女演员的作品后着了迷，随后专门为她谱写了一首曲子。
1929年，她出演了生涯中最后一部默片《唐人街繁华梦》。影片中，当红的吉尔达·格雷是片酬最高的女演员，但英国《综艺》杂志评价是“黄的光芒盖过了那个大明星”：“当黄在厨房后边跳舞的那一刻，她将格雷小姐的《唐人街繁华梦》给偷走了。”
电影《唐人街繁华梦》海报。
不久，整个欧洲的电影杂志争相刊登黄柳霜的故事。有趣的是，欧洲影评人经常把她称为中国人，她也越来越认同中国人这一称呼。
旅欧期间，黄柳霜写过一篇关于“中国人被误解”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娓娓道来：实际上中国人本性善良、热爱生活，我们的纺织、陶瓷、服饰和宴饮都体现着这些特征。华人将友谊和家庭看得高于一切。
那时的黄柳霜还没去过中国，但她相信，中国就是她梦中的样子。她曾对记者说：“我真希望自己生在中国。”她称中国人为自己的“同胞，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人士”。在欧洲，她以身为中国人而骄傲。
几年后，黄柳霜带着一身荣誉回到好莱坞。她本以为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可以破除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没想到结果令她大失所望。
1936年，一部表现中国农民勤劳致富的好莱坞电影选角，黄柳霜竟输给了白人瑞娜。更荒唐的是她被拒绝的理由：当时的美国法律禁止不同种族的演员在银幕上亲密接触。
这次选角落选让黄柳霜陷入强烈痛苦中，也让她产生一个决定——去从未去过的中国看看。
争议
当年，黄柳霜在中国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黄柳霜刚声名鹊起时，中国人曾为之骄傲。彼时中国媒体对她冠以“我国旅美明星”的称呼，《良友》画报、《生活》周刊等国内媒体对她进行追踪报道，她在中国逐渐被人熟知。
《良友》画报对黄柳霜的报道。
国家积弱，国人希望黄柳霜能在国际重新塑造华人形象，但随着报道深入，国人的失望情绪越来越多。他们发现，黄柳霜在银幕上的形象总让华人难堪，对她的评价也很快变成了“侮辱中国的情形令人发指”“借洋人的鼻穴讨吸氧气的卖国者”。
当黄柳霜于1936年抵达中国上海时，场面宏大，人头攒动。
然而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她的反对者。一名上海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她：“为什么要演这么多屈辱的东方女性。”黄柳霜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回答道:“那不是我的选择。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其他演员去演，而我会失去仅有的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
同年，黄柳霜在《良友》画报撰写长文《我的自述》，陈述了自己在好莱坞任人摆布的不甘：“国人对于我所扮演角色，有点指摘，这使我很不安，因为我这种错误是无意种下的。初期入电影界，我只能完全受着导演者的指挥，不要说所扮角色是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甚至片中的情节他们也未必说明白。这是事实，导演者对于闲脚演员是不重视的，除了几个重要角色有权审查剧本内容是否对于自己主张有冲突之外，其余是不闻不问的了。”
那年她在中国一共待了9个月，期间也有许多人欢迎她。
名旦梅兰芳和影后胡蝶都对黄柳霜来华感到惊喜，梅兰芳将自己的京剧唱片送给她，胡蝶陪她参观明星影片公司。在那里，黄柳霜与国内同行交流创作经验，给国内电影业带来宝贵的前沿信息。
正是这次来到中国，黄柳霜摆脱了长久以来的身份困惑。她在发表回国感想时说：“一个人的身份也许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她的心是属于祖国的。如果这一次我没有来到中国，那么我对于祖国的感觉会始终是模糊的。现在我来了，认识了祖国大地和可爱的人民，发现了‘慈母的爱’，从现在起，我确认了我自己是一个中国女性，而在此之前，我只是一个生长在洛杉矶的东方女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