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1万人考教资：用“无用”证书换安全感，“考编”才是真正难关
“多一个选择，没准儿用得上”
决定考教资的职场中年人，大多对现状很焦虑，对未来也很迷茫。
拿着女儿的成绩单，宋雅舒很不满意——班级里只排中下水平，难免向别人提及时，也被她说得很小声，有些不好意思。她劝慰自己，“要想开，养娃就像抽奖，谁让你抽中的就是个普娃”。但在观察过成绩好的学生后，她又有些自责——班里凡是不靠天赋、全凭努力的孩子，几乎都离不开一个全职妈妈，在背后全程辅导，制定计划。这一点，宋雅舒却很难做到。
疫情之后，她所在的国企改制，领导更换，工作流程大变，常常半夜12点突然接到新任务，下午2点前就要完成，她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打了三四百个电话，向供应商核对数据。有时，就连晚上吃饭时，也放不下手机和电脑。那时候，女儿正上小学一年级，早上由夫妻俩轮流送孩子上学，放学后，只能把孩子送到托管班，六七点再接回家。这样一来，作业虽然不用操心，但质量堪忧，基础更是没能打好。
改制后，办公室里始终飘着焦虑的气息，还学起了互联网公司的习惯——到点不下班。没成家的年轻人，下班了不肯走，在工位上“表演忙碌”，一位家住得很远的同事，有时宁可住在单位里，第二天早上，再当着领导的面洗漱。有些成了家的爸爸，不想回家带孩子，躲在单位里打游戏，既避免了被妻子骂，又做出了加班的样子。
一到下班时间，宋雅舒常常如坐针毡，心里很着急，但所有人都不动，她更加不好意思做“第一个”。
眼看着要40岁了，宋雅舒没了年轻时的冲劲与热情，只想按部就班地完成份内事，多些时间照顾孩子和家庭，“比起奋斗，我更想要时间和自由”。
时间一长，她的身体也发出警报，确诊了甲状腺结节，需要一直吃药，再按时复查。同时，她也不自觉地将焦虑情绪带给孩子。一次送女儿上学时，耽搁了一点时间，迟到了一会，女儿想让她给老师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她把手机忘在了车上，不想再回去拿，只对女儿不停催促，“快进去，我上班要迟到了”。两个人在校门口僵持了好一会儿，旁边的家长看到了，借给她手机打了电话，才解决了这场“对峙”。
女儿进学校后，这位家长看出了她刚才流露的崩溃，劝慰她，“不要这么焦虑，这样的情绪对孩子不好”。单位并不对迟到扣钱，宋雅舒不知道那一瞬间的情绪从何而来，但从此之后，她开始把“全身而退”放在心上，想要效仿离开报社的同学，为自己谋个可行的退路。
与宋雅舒细密、长久的焦虑不同，齐小燕面临的现状更加严峻。大学毕业后，她开了10年跆拳道馆，有自己的教练团队，也跟许多幼儿园搞过合作项目，早几年的时候，赚过一些钱。2019年，齐小燕刚刚花了20多万重新装修道馆，没想到，紧接着发生了疫情，学生和老师大量流失，几乎是赔钱经营，每年还要交35万的保证金和5万元的二次消防费。那时候，她生了二胎，精力大不如前，每天愁得掉了不少头发。
身边做生意的朋友，大多在苦苦撑着，有人借网贷，还有人卖房子，齐小燕不想走到那一步。她跟丈夫是再婚，哪怕是为了大女儿的未来谋划，不开道馆，她也要继续工作。大学时的辅导员，正在学校管就业工作，听闻之后建议她，“不如先考个证，你有10年的经验，可以当个体育老师”。
相对年轻的职场人，比起焦虑，更多是面对未知的未雨绸缪。25岁的广东姑娘赵慧杰，刚刚迈入职场2年，就开始为日后做起了打算。她学金融出身，毕业后去了深圳，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现在正值双十一节点，她要对接各个带货主播，一周无休，每天加班到11点，累得脚步虚浮。赵慧杰甚至没想等到35岁的“生死线”，只想再奋斗几年，就回老家茂名。
面对未来，她有不少迷茫，也没想好回老家后要做什么，只把考教资当作有备无患，“给自己多一个选择”。几年时间，她的想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学时，面对父母考教资的建议，她很排斥，心里想着，“这很无聊，为什么要当老师？”但现在，在被互联网行业摔打后，她已经有些羡慕做老师的朋友了——“稳定，又有寒暑假，是个不错的选择。”
真正回到老家的职场人会发现，考教资的推力无处不在。年初，95后的李丹从宁波回到了老家江西新余，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专员，每个月扣除五险后，拿到手工资4600元。工作不忙，也不需要加班，有大把时间，父母操心起了终身大事，忙着为她安排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