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在疫情伊始被寄予厚望，因为人们“除了做爱什么都没有”。追求二人世界的纯粹快乐，就能抵御危机带来的恐慌和不安。
避孕套悖论曾和口红效应一样，表达的是一种经济衰退时销量却逆势上涨的奇观。
在过去数十年里，避孕套悖论曾被数次验证：2008年金融海啸，韩国各行各业哀鸿遍野，唯独避孕套销量大涨20%；2015年股灾，冈本逆市上扬，大涨120%，创下22年来新高。
关于避孕套的“抗风险”，杜蕾斯也心知肚明，连广告语都相当应景：“越艰难，我们越要相爱”。
然而，现实惨遭打脸。过去两年，全球最大的避孕套工厂康乐（Karex）的销售额大跌了40%，公司遭遇了自2013年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这不禁让人深思：越艰难，人们越难相爱吗？
全世界1/5的避孕套都来自同一个工厂
位于马来西亚的康乐，为包括杜蕾斯、ONE在内的两百多个品牌代工，每年生产超55亿只避孕套。世界上每卖出5只避孕套，就有1只来自康乐。
在疫情刚刚爆发的2020年，康乐曾为产能不足而焦头烂额。因为停工10天就会造成至少1亿只避孕套短缺，搞不好就会耽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在美国雪球上，康乐被视作长坡厚雪的“隐形冠军”[1]：市场占有率第一规模优势明显、牌照生意准入门槛高、地理位置靠近关键原材料。
而康乐销售额近乎腰斩，是因为下游没需求了。2019年到2021年，杜蕾斯在天猫的销量连续三年下降：372.2万件、188.6万件、84.2万件[2]。
橡胶林上的代工大厂
康乐是一座坐落在橡胶林上的避孕套大厂。在马来西亚，76%的种植面积都是橡胶园，为避孕套产业的诞生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另一个宏观背景是，康乐踩中全球产业转移的节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杜蕾斯在英国的工厂陆续关闭，马来西亚、泰国等拥有丰富橡胶资源和人力的国家逐渐成为避孕套制造的热土。
凭借着物美价廉的避孕套，康乐一举拿下了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大客户，全球范围内被联合国认可的生产商只有20多家，康乐背后的吴氏家族也因此登上了马来西亚富豪榜的前50。
手套和避孕套，都是套
除了避孕套，马来西亚同样给手套、轮胎等橡胶制品行业提供了蓬勃生长的土壤，这里也诞生了全世界最大的手套工厂Top Glove。
在疫情没有发生的2017年，Top Glove 不满足于手套业务，转向了避孕套。而到了2022年，康乐斥巨资新开了两条手套生产线。
对利润的追逐，让这两家公司在短短五年间交换了命运。
相比手套，避孕套显然是一门更有想象力的生意。20块钱能买100只医用手套，但只能买4个避孕套。2019年，做手套的英科医疗毛利率不足30%，而做避孕套的诺思科技毛利率可高达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