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商机：避孕套靠艾滋病翻身
整个20世纪，对避孕套讳莫如深的人大有人在。教徒们认为它是罪恶的象征；而如墨索里尼一般的政客则担心它影响出生率，投入大量的“性警察”在药店和集市巡逻，杜绝避孕套的售卖。
避孕套命运的扭转，是因为人类跑步进入了“可怕的性瘟疫年代”。198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第一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到1985年，美国已经有六千人因艾滋病去世。
疾病的可怕，让商人们嗅到了商机。拥趸们推广避孕套的话术是：艾滋病患者的护理要花28万英镑，而一个避孕套才几便士。
盛世广告制作的预防艾滋病公益广告：“砰！你死了！”
这一套说辞被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所采信，在全球掀起了艾滋病防治的热潮。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成为避孕套的大买家，并走向全球。在英国，由NHS免费提供的避孕套一度占据23%的市场份额，因此被称为“社会主义安全套”。
1995年到2004年之间，有160亿个避孕套从西方国家的口袋里流向发展中国家。数量之多，以至于那些在沙漠里的人说：“我们有足够的安全套，但没有清洁的水”[3]。
1993年，全球人均每年使用1.5个避孕套，到2015年，这个数字变成3.3个。
每卖出10个避孕套，就有3个是杜蕾斯
在中国，杜蕾斯稳坐头把交椅24年，独占30%的市场份额。冈本、杰士邦奋起直追，也只能屈居二三，份额加起来也难与之抗衡。
杜蕾斯手握划时代的产品——世界上首款润滑避孕套，背靠财大气粗的日化巨头——利洁时，让避孕套像18世纪的英国一样，出现在了世界各地的超市收银台旁，甚至可以说杜蕾斯是“日不落避孕套”。
Dr Jessica Borge在测试1967年生产的杜蕾斯避孕套
而避孕套市场格局决定了新玩家难出头，杜蕾斯的地位日趋稳固。
对于想要分一杯羹的新玩家来说，摆在面前的路无非两条，要么靠政府采购，要么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前者约等于牌照生意，门槛高，并且利润被压得非常低。某省2021年的防艾物资招标书里，每个避孕套的采购预算是0.25元，这比一些品牌的生产成本都低。
后者又难以负担高昂的渠道费、营销费。即使是一度被称为“避孕套第一股”的诺丝科技，2017年销售费用率为71%，营收是1.21亿元，净利仅为49万元。两年后，诺丝科技无奈退市。
技术骗局，全靠代工
避孕套没什么技术壁垒，品牌也几乎不自己生产避孕套，全靠代工。
康乐生产一只避孕套，成本1美分，出厂价3美分，贴上个杜蕾斯的牌子，就能在超市里卖1美元[4]。相比赚百倍溢价的杜蕾斯，康乐称得上是“血汗工厂”。为康乐打工的尼泊尔籍雇员一个月要做大约17万个避孕套，只赚17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