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霁瑶 | 北京报道
清晨5点半，何智勇和老伴来到校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两位65岁的老人，需要在一小时内，完成近50亩的校区第一轮清洁工作，每天如此，风雨无休。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5年。“每天五点半开始打扫，晚上9点才能结束，累啊！”说起手头这份工作，何智勇连连叫苦，“没办法，孩子压力也大，指望不上。只能自己想办法找钱。”
在校园、马路、超市、商场……城市里许多角落，有不少和何智勇一样早已到了退休年纪，但仍在工作的50后、60后。
“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必须有终身自立的想法。”“爸爸虽然没有直说，但我知道，他再找工作，是为了减轻我买房的经济负担。”几句话道出了一些人退休再就业背后的不易。
这些五六十岁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们，或是因为没有养老金而不敢退休，或是为了减轻儿女负担选择继续工作，抑或是寻找人生的新价值而在50多岁的年龄重新追梦。
相比于退休后拥有丰厚养老金、退休后再造事业“第二春”的部分幸运儿来说，这些人或许才是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没有养老金不敢退休，“我也想休息，但有啥办法嘛”
“我也想休息，但有啥办法嘛！”在被问及为何60多岁还在工作时，何智勇无奈地说。
在干这份工作前，何智勇夫妇一直都在村里务农，由于新农保没有缴满最低年限，二老都没有养老金。年轻的时候，夫妻二人靠着体力务农，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但眼下熟悉的农活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我给在城里教书的孩子打电话，问能不能给我们找点事做。孩子找领导说了，就给我谋了这个活儿。”何智勇一共有4个子女，两个留在村里务农，一个在广东打工，还有一个儿子在县城里最好的公立中学当数学老师，每个月有5000多元的收入。寻思着去儿子的学校干活儿能有个照应，彼时60岁的何智勇便带着老伴儿来到县城，老两口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居室，开始了新工作。
“刚去的时候一个月就1000多块，去年涨到了2000块。”说到收入，何智勇有些苦涩。但随即，他还是强打精神说，“不管怎么样，还是比之前好，我俩身体还行，钱也比过去务农拿得多，学校老师对我们都挺好，平时还能看看孙子。”说完，何智勇开始逗弄怀里牙牙学语的小孙子。
在何智勇工作的学校，有不少50后、60后职工和他情况类似。王文娟就是其中一员。在美容院做过美容师、在超市当过售货员，王文娟早年间一直都在城里打零工，5年前，经亲戚介绍来到这所学校当生活老师。由于没有缴满养老保险的最低年限，现在退休也没有养老金，所以即便早就过了退休年龄，王文娟也“不敢退休”。
2020年年底，原本是公职人员的丈夫突然中风，王文娟也被查出子宫颈浸润癌，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冲击。“当时觉得过不下去了。”回想起这段经历，王文娟仍非常难过。最终王文娟的手术很成功，但丈夫在与病魔抗争一年后，还是撒手人寰。
丈夫去世后，其曾经工作的单位将12万元住房公积金给到王文娟，用这笔钱，王文娟把已经住了30年的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儿子现在工作了，今年交了女朋友，把旧房子装一装总是好的。”
处理完家事后，王文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现在月工资2100元，丈夫的单位每月也会发一笔800元的抚恤金，这笔钱将持续发放到王文娟领养老金的时候。
“再交4年社保，我就能拿养老金了，孩子如今在做辅警，也把女朋友带回来见过了。我觉得一切还是在慢慢变好的。”王文娟说。
“希望国家能给我们中老年人更多机会！”
如果说“退而难休”是“何智勇”“王文娟”们不得不作出的抉择，那么“退而不休”，则是广大“不安分”普通中老年的主动选择。
“我妈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知道她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在上海某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严小北出身国内顶尖名校，在她看来，妈妈此次再就业，源于自己的“洗脑”。“我就一直跟她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她就是被我给‘卷’到了。”
严敏今年53岁，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养老金，退休前在一家矿业公司工作。“那时候听父母的话，矿业公司稳定清闲，所以一干就是好几十年。”严敏说。前几年由于公司效益愈发不好，严敏选择了内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