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G16的解散，吴还是有很多感触和感触:“G16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但是中山医疗队的一批年轻人挺身而出，会被永远记住。”
吴博士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的全科主治医师。今年4月3日，志愿支援中山医院管理的老年中心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重症监护室G16(老年中心G楼16层病房)。到6月3日，历时两个月的援助工作正式结束。他复工不到一周，就已经在忙手术和门诊了。在导管室手术的空间隙，还未脱下手术服的吴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与自己的对话
从春寒料峭到烈日炎炎，吴经历了61个日日夜夜的坚持。当他结束隔离，回到家人身边，回到他在中山熟悉的工作岗位，病房、门诊、手术又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过去的两个月，看似离他很远，但在内心深处，G16的这段记忆，总会在某个时刻转化成和自己的对话，这种感觉很微妙。
6月3日吴发的一条朋友圈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下一站，回家。”很少拍照的吴也把女儿的照片发到了这条朋友圈。言语无法表达父亲对女儿的思念。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回家10天了，正在“继续搬砖”。他匆忙申请项目写“标书”，直到上周才正式开工。事实上，他没有多少闲暇。
脱下防护服，重新穿上手术衣，记者面前的吴显得轻松多了。“现在我又回到了日常，看病，开药，手术。熟悉的节奏又回来了，我终于亲身体会到平淡的生活是如此的来之不易。”他笑着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吴所在的中山医院心内科是全国心脏病门诊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虽然疫情后来上海看病的患者有所减少，但本月中山医院心内科的门诊量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门诊和手术都排起了长队。吴现在每天穿梭于病房、门诊和导管室之间。
这些工作对吴·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已经从商十多年了，甚至不需要重新调整节奏。但只要说一说G16这两个月的经历，总能让他陷入沉思。有些惊心动魄的瞬间，在我们心中是不可磨灭的。比如他们花了半天时间忙着给三个病人插管，有一次用光了全院最后一台呼吸机。这些测试只有在经历之后才能成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打赢这场仗真的很不容易。个人力量微不足道。我们需要履行我们的职责，作为一个团队工作。现在我回到了心脏科，我一直在努力帮助团队变得更强大。”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在G16，很多医生放下了过去的包袱，因为他们在治疗任何一个病人的时候，背后都有强大的支持。”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给人一种回归纯粹医生的感觉。我们根本不用考虑疾病以外的因素。医生只是尽力把他们治疗好。”
ICU第一次呼吸机测试
其实中山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支持老年医学中心，背后也有强大的团队支持。疫情初期，中山医院组织了以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为首的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定期对重症患者进行会诊。
吴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G16还有一个很强的团队负责人指挥大家。他就是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鞠玉杰医生，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鞠队”。“医疗队”负责整个G16危重病人的治疗。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
心脏病专家吴接手了重症监护室。虽然他以前有在CCU(冠心病监护病房)的经验，但挑战完全不同。第一个挑战是严格的感染控制。新冠肺炎的重症监护室不是普通的重症监护室，气溶胶传播的风险极高，尤其是在气管插管时。所以一旦进入污染区，医生就得保护自己。
同时，吴还特意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机械通气，另一本是实用的重症医学。当他不轮班工作时，他在酒店学习新知识。从此，他有机会将理论付诸实践，并在患者治疗过程中成功解锁了气管插管新技能，初步学会了使用呼吸机。
这些知识和技能现在对他也很有用。“其实不只是心内科的医生不熟悉呼吸机的使用，很多科室的医生都不用。”吴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呼吸机常用于急诊科、麻醉科、重症监护室。经过这次疫情，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危重病人，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因为知道怎么操作，就算给我一个需要插管的病人，我也不会慌。”
上海此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症患者从4月中旬开始逐渐增多，重症监护室压力与日俱增。据吴介绍，高峰期ICU 20个病人中有15个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也就是需要气管插管的重症、危重病人，而医院只有16个呼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