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引发的恐慌为当时的排外情绪推波助澜，因为霍乱被认为是一种“未开化”的劣等种族带来的。法国人建议干脆封锁整个中东边境，阻止他们进入欧洲。就连当时的英国名人也说，“肮脏的异教徒军队，连同他们被感染的破衣烂衫、头发和皮肤，每年都去维也纳、伦敦或华盛顿屠杀我们这一代数以千计的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人。”纽约市长休·格兰特(Hugh grant)在1892年写信给哈里森总统说:“我们必须阻止更多的移民来到这个国家，直到人们对霍乱进入这个国家的恐慌结束。”《纽约时报》对此表示赞同，称移民对美国的健康状况构成威胁。“我们必须记住霍乱起源于下层阶级的家庭”。
当时，虽然整个世界连接成一张网络，但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检疫的随机法律框架意味着对传染病的应对远非标准化。例如，20世纪30年代，一艘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船只在马赛被隔离了60天，但在威尼斯只被隔离了34天。很多人认为检疫做法的差异导致检疫低效甚至无用，在防疫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各地采取的做法，大部分根本没有科学依据。英国医生、法学家和探险家阿瑟·托德·霍尔罗伊德(Arthur Todd holroyd)断言，港口检疫“根本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持，检疫实践充满了矛盾、荒谬和无尽的危害，这一切都是出于无知或私利”。
正是这种不和谐，最终促使各国全面合作。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12个在地中海有相关利益的国家派出了两名代表:一名医生和一名外交官。这说明，防疫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各国的医学措施，因为医生“代表科学要素”，外交官旨在捍卫“海事行政的商业利益”。这种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成的组织结构，不仅说明会议缺乏事先约定作为指导和规范，也说明人们在很多方面对防疫有不同的关注。无论如何，这是公共卫生国际化的重要时刻。正是这次会议诞生了后来的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当然，历史的教训是不可复制的。如果文献记载没有欺骗我们，那些在19世纪陷入“霍乱恐慌”的欧美人似乎比他们的后代更容易陷入恐慌，但为什么呢？不仅传染病如此:1750年2月8日和3月8日，伦敦遭受了两次小地震，无人死亡，但地震日期的巧合引起了市民的极大恐慌。一个精神失常的士兵到处做预测，声称4月8日会发生第三次地震，摧毁一切。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信了。这与其说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无知、轻信，不如说是因为在近代早期，人们缺乏公开、透明、可信的信息的充分供给，抗风险能力很低，一旦有事发生，更容易反应过度。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说，近代以来，人类从一个原本由神灵主导的“命运社会”变成了一个由专家主导的“风险社会”。这伴随着原始命运等宗教观念的衰落，每个人都只能学会面对风险，做出理性的判断，然后不管喜不喜欢，都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贝克在《风险社会学》中断言:“风险社会标志着一个日常感知和思考中投机时代的黎明。人们总是争论对现实的相互矛盾的解释。”
对每一个现代人来说，这都是很难的一课，因为这意味着没有神可以依靠。“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只能面对不可控的、无止境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包括全球性的疫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现代化的产物。这意味着现代的自我必须与这个有新的不确定性、差异和断裂的风险社会相对应，被迫做出艰难的调整。
棘手之处在于:此时最需要个体理性，但正如美国传播科学家李普曼所说，“一旦恐慌蔓延，理性根本无法被建设性地使用。很快，任何一种秩序似乎都比无序更受欢迎。”换句话说，当人们面临恐慌时，弱小的个体往往会寻求更强大的集体的保护。正如《恐慌帝国》中所指出的，“当我们审视过去两个世纪的恐慌时，我们应该吸取的核心教训是:如果我们要改变剧本，我们必须一路走到最后，学会判断什么是恐慌的用途，什么是恐慌的滥用”。
就近代东亚而言，“卫生”话语，伴随着传染病预防技术的引入，原本是西方的理念。安倍康成在回顾转折时期的近代日本国家和健康时指出，当时日本社会重视的不仅仅是个人层面，还有人的身体和精神。防止疾病传染给他人尤为重要。“个人健康和安全与全体人民和国家的和平与繁荣联系在一起，在传染病蔓延的恐慌下，人们的心团结在一起。”由此可见，“个人健康和幸福由此汇集，关系到日本的繁荣昌盛。”通过预防传染病的公共卫生措施，锻造了一个“国家”共同体，但对病人、不洁者和不卫生者的歧视也深深影响了日本的社会心态。“于是，人的身体、心灵、生命都被重重束缚的现代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