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朋友的“屏蔽”并不意味着生活中信息的屏蔽。“奇怪的眼睛”存在于我们周围。离开小屋后，他回到了小区。同小区的租客一度怀疑他是从避难所偷偷回来的，在业主专属的微信群里发表了让他不高兴的话。同时，还有同楼的邻居给他提供了很多资料。他感激那些被关注的人，他也理解那些有“异样眼光”的人。“康复后，我们应该是最安全的人。”小林说，“希望那些有歧视眼光的人能保持理性。我们被新冠肺炎感染了，但我们不是怪物。”
是暑期实习的好机会。小林今年大三，曾经在图书馆做过志愿者。现在，他仍然申请加入志愿者行列。在申请表上，他主动注明自己已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并表示周末可以全天参加社会服务。“为了履行告知义务，我还是要主动告知这个身份。”小林说。
“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
小李35岁，两个孩子的妈妈
“4月12日，我老公的抗原自测显示两条杠。我决定给全家人戴上口罩，把他单独关在南屋‘隔离’。”然而，在等待复查转运的过程中，小李和母亲以及两个孩子仍然陆续检测出阳性。之后，他们一起住在周浦收容所。由于处于哺乳期，她在收容所治疗期间不敢服用任何药物。
在感染和康复期间，邻居们表现出了他们对整个家庭的友谊和支持。从始至终，小李都坚持严格消毒，她所在的楼里没有一个人再被感染。
但是，陌生人的不满是不可避免的。痊愈后，小李每天都会收到浦东防控办的短信，提醒她可以带着相关证件到常态化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前不久，在例行核酸检测排队时，一位老阿姨表达了自己的反感和恐惧，因为她需要做单管，而且时间很长。“她以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嘴里还不停地骂人。我不知道三个月后能不能用核酸代码当核酸，这样我就不用老是向别人证明我是舱外人，已经过了舱外隔离期。”小李无奈地说。
最近因为她工作的公司即将离开上海，搬到深圳发展，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的小李无奈下岗。但她对生活保持乐观，每天专注于照顾孩子。“没事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小李笑着补充道。
我已经转阴了。为什么我会被最亲近的家人视为「祸害」？
严先生是一位76岁的退休工人
闫先生一个人住在虹口区的老巷子里。5月2日，在常规抗原自测中，颜老先生做了“两杠杠”，连做了几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变化，身体开始出现持续低烧、咳嗽的症状。之后被送往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宝山分院隔离治疗。
在隔离的日子里，家人每天都通过电话与严先生保持联系。这位老先生有一张臭嘴。听说外卖可以送到隔离点。我家尽量给他送些软食，尽可能改善他的伙食。经过十天的隔离观察，在连续两次核酸阴性后，他终于结束了隔离生活，回到了家中。
严先生说，因为巷子里的很多人都有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经历，所以邻居之间没有歧视和怨恨。居委会还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纸“申请码”，他们出行基本没有问题。然而，令他惊讶的是，原本对自己非常关心的家人，现在对他“警惕”起来。
本来姐姐一家每周都会固定时间来两三次，帮忙打扫卫生，照顾生活。闫先生被送到隔离点时，还是春寒料峭，但回家后气温突然升高，生活用品需求十分迫切。他多次联系妹妹，希望她能上门帮忙清洗被褥，换衣服。现在，姐姐只是偶尔来这里，不仅“全副武装”，还反复劝他扔掉旧被褥、餐具等所有用过的东西。
严先生非常难过，认为自己在接受了新冠肺炎之后受到了家人的歧视。“我不是已经多云了吗？为什么它还被曾经最关心自己的家人视为‘洪水猛兽’？”他很困惑。
呼吁社会善待新冠肺炎阳性康复者
38岁的银行职员葛先生
现在问起他当时感染新冠肺炎的经历，葛先生还是有点困惑。“小区是3月底封的，之前核酸检测一直没问题，但是后来病例越来越多。确诊后，出现低烧感冒症状。几天后，我被送到收容所医院隔离。过了两个多星期，我才转阴出院。”
隔离期间，葛先生得到了同事、邻居、亲戚朋友的很多帮助，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这一次，我被疫情深深触动了。当时人们对奥米克隆了解不多，抗原检测呈阳性时我也有点担心。和同事联系后，他特意开车给我送来了几盒莲花清瘟。在家期间，社区发的物资，小组买的东西都是邻居送上门的，垃圾基本都是邻居帮忙。在困难的时候，感谢大家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