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三人行必有一老成为现实。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542.22万人，占总户籍人口的36.3%。一边是需求猛增的养老服务，另一边是不断提速建设的养老服务设施。但两者间的“速度差”依旧存在，仅靠养老机构无法追平。以中心城区黄浦区为例，截至去年底，60岁以上户籍人口占比已近44%。将各类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引入家庭的“家庭照护床位”成了破题思路。这样一来，老人能以性价比更高的方式，在家里享受类似机构养老的服务。对养老机构而言，腾挪出的服务资源，也能定向输送至不同的老年群体，由此优化结构、缓解供需矛盾。
依靠专业资源，让家庭照护服务“类机构”这两天，福苑“家床”业务负责人黄伟铭收到不少咨询电话。他一下子感觉，家庭照护床位“火”了。黄伟铭这样剖析背后原因：受疫情影响，老人入住机构意愿变低。“封闭式管理和亲属探望受限，增添了老人的心理负担。”此外，由于子女时间精力又有限，很难照料好在家的老人们。家庭照护床位就这样进入老人们视线。老人们及其家属们看中的，正是这“一张床”加载的诸多专业服务功能。譬如，针对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康复训练等。
家住黄浦区瞿溪路的张老伯就是现实案例。长期卧床的他，伴有早期阿尔兹海默症。老伴黄阿婆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行动不便，也无法独自护理老伴。对于两位老人来说，住进机构似乎是最佳选择，但他们又舍不下熟悉的邻里圈。家庭照护床位的“试水”为二人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如今，护理员每天上门为两位老人提供康复训练、代买代办、助洁、助浴、陪聊等各类服务。看到张老伯长期卧床不便，护理员还贴心地为他介绍了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政策。一张可上可下、自由调整位置的电动护理床，不仅让老人体感更舒适，也大大减轻了照护压力和负担。在黄伟铭看来，虽然名称是家庭照护床位，但最终要依靠的仍是机构的专业力量。以年初申请的八旬陈老伯为例，其患有糖尿病、认知症。家属也曾想过入住机构的方案。然而，想在家附近寻觅到一张适合的认知障碍床位并不容易。申请家庭照护床位服务后，家附近的养老院每日“监督”老人服药情况，每周还安排两天上门问诊，一个季度安排一次三甲医院复诊。陈老伯的子女直言，这是住在家里的“养老院”。
发力“一餐饭”，精准找到“需求痛点”其实，“家庭照护床位”起步之初，业者曾有担忧。一方面是顾虑会否与现有的长护险服务重叠。另一方面，也担心老人对这一新项目的支付意愿。
市人大代表们的一项调研显示，对于家庭照护床位这一新服务，目前老人知晓率、参与率仍较低。对此，陆家嘴街道的经验值得借鉴。试点两年多来，其瞄准目前养老服务中尚未覆盖的“需求痛点”，精准切入，积累了一票忠实用户。以“一餐饭”为例，该街道挖潜增能，尽其所能挖掘出了社区食堂等助餐服务。但辖区内一位高龄老人，却还有这样的诉求——“能不能请人帮忙来家里烧饭”。这位阿姨腿脚不便，每次去社区食堂都要进行一番“心理建设”，还要一步步挪动才能到达。从家到社区食堂的最后“500米”，阿姨走得很艰难。她也曾想过，是否能请长护险护理员代为帮忙，但这一服务却被“卡”在了 项目清单之外。在最初设计家庭照护床位的需求项目时，相关机构就果断把助餐列在了第一位，“这是老年人呼声最大的项目”。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家庭照护床位的助餐服务不减反增。陆家嘴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梅园分中心）的家床助餐服务从原本的周一至周五（工作日）中午增至一周7天。精心选择老人更适配的需求项目外，顶层制度激励也是关键。代表们建议，家庭照护床位建设在完成达标验收的情况下，可按照一定的比例折合后，纳入各区养老机构床位建设完成指标，以提高区和街道层面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降低以奖补政策的门槛，对于家庭照护床位建设涉及到的硬件投入等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并根据服务对象的经济和身体状况给予运营补贴。
作者：王嘉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