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聊一些朴实的事情，我就同意。如果你希望我讲很‘高大上’的故事，我是不同意的。”近日，面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中山大学名医、广东医师奖获得者郑亿庆直言不讳。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能，这份职业被赋予了很多光环，但郑亿庆却想摘下这些光环，他更愿意把医生当作一份普通的工作，被大家看作是普通人。“当一份职业被神圣化，容易被道德绑架，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包容。”
平日里，医生直面病人，直面疾病，甚至有时要直面死亡。郑亿庆劝慰年轻医学者：要有一颗坚强的心，尽力帮助病人，解决困难，被误解时承受住委屈，有成就时不能高高在上。
郑亿庆如今担任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从医四十载，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父亲是内儿科医生，母亲是妇产科医生，父母治病的原则是不管患者有钱没钱，都一视同仁。即使多年后，郑亿庆成为了名医，但在家乡人的口中，他还是“某某医生的儿子”。
“我很自豪，觉得父母做了很多好事，帮了很多人。”郑亿庆说。就像当年父母鼓励他当医生一样，如今在他的引导下，女儿也走上了从医的路。他对女儿寄予期盼——就算做不了大医生，也一定要做个好医生。
郑亿庆（右）与女儿郑琤（左）。本文图片均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提供。
以下是郑亿庆的口述：
“不管患者有钱没钱，都一视同仁”
1961年，我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父亲是内儿科医生，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平时一起床就开始给别人看病，一直忙碌到晚上，中间几乎没时间回家。
我很小就学会了独立，把钥匙挂在脖子上，带着弟弟煮饭洗衣服，甚至还会调中药。当时父母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你以后没有其他出路，估计去当个赤脚医生，也能养活自己。”
对待患者，父母很随和，不管有钱没钱，他们都一视同仁。这些年，我回到家乡，很多人还会跟我讲，“以前我是你父亲治好的”。我很自豪，觉得父母做了很多好事。
他们也救了不少人。一九五几年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家族在大厅里摆放着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女孩，大家以为她已经去世了，准备“出殡”。我父亲赶到现场诊断之后，大喊“还有得救！”于是，他把她救活了。后来这个小女孩很有出息。
我爸妈在当地留下了好名声，受人敬重，很多患者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即使我长大后到大城市大医院当上了医生，家乡的人从海丰县来到广州找我看病，依然习惯叫我“某某医生的儿子”。
受到父母的影响，我把医生作为自己的理想职业。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了高考，报了三个志愿，都是医学。那一年，我是海丰县的“状元”，顺利被第一志愿中山医科大学（后与中山大学合并，改建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录取，它是全国最顶级医学院之一。
这在我们家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16岁就考上了大学，几乎是年龄最小的，最大的有三十几岁。父母很高兴，叮嘱我好好学习。1978年3月份，我到中山医科大学入学，1982年毕业后，因为成绩好，我顺利留校。
这场手术改变了她的一生
因为高考制度中断了11年，当时医疗界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老一辈的医生已经年长，而新一代还没有成长起来，我们这批医生刚好补这个缺口。
在导师的带领下，我们很刻苦，每天都蹲在病房里看书，得到了快速成长，基础打得很牢，而且对各个领域都很熟悉，哪里有需要，就要补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已经成为顶梁柱了。从30岁开始，我们可能就要负责整个医院的运转，直到最近十几年，才有年轻人慢慢补上来。
在从医生涯中，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24岁那一年，接诊了一例气管异物患儿，把他成功抢救了过来。他父亲很感激，激动地让孩子跪下来认我当“义父”，可我当时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哭笑不得，只好婉拒。
2005年，广东“健康直通车”活动来到青藏高原，医疗队到达西藏林芝地区的第二天，我接诊了藏族少女平措卓玛。她当时已经完全丧失听力，两年来只能靠手势和口形与他人交流。我们在纸上写字沟通，她说“医生你救救我，请帮我治好病”。
当时我们初步诊断她为永久性失聪，只有通过人工耳蜗植入的方法才有可能恢复听力。而20万元的人工耳蜗和手术费对平措卓玛一家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回到广东之后，“健康直通车”组委会、共青团广东省委组织热心企业和群众捐助，最终平措卓玛在广州完成了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