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校后，刘培麟被分配到一家服务站“做苦力”。后来那里变成了服装十九厂，他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发生变化，“拉车、搬重物”贯穿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在当时这样的经历平平无奇。
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平淡的故事有了转折——刘培麟，下岗了。
“没想到，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他连续使用三个“没想到”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意外、无奈和遗憾。时至今日，这样的复杂情绪仍影响着他，“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穿女装的”。
离开服装厂时，刘培麟不到40岁，仍算得上是“青壮劳动力”。所以他去了建筑工地，预备继续做苦力谋生，但仅是几个月后，他便被绊倒在讨薪的路上。
为了要回工资刘培麟挨了不少打。最初约定一起讨说法的工友因看不到希望都放弃了，唯独他还在坚持。
后来“争论”变成了“群殴”，他还是没要到一分钱，伤痛成了这份工作中他唯一的“报酬”。
做苦力没希望了，刘培麟又去送报纸、摆地摊、当服务生，全都失败后他开始送煤气，终究没能绕过凭力气吃饭。
送煤气时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他时常将车骑得飞快，意外发生了。
一个深夜，刘培麟遭遇了车祸。他撞上了一辆同样飞驰的公交车，虽然大难不死，却也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一种所有男人都难以启齿的残疾。
“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一分赔偿也没有得到。”
“我怎么提起呢？我无法提起啊。”
刘培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孤独的。
02
养母、兄弟、房子
刘培麟上面有7个哥哥，全部都是养母亲生的。他的岁数最小，一直住在家里。“7+1”的兄弟组成让他们自小便没什么共同话题，各自成家后更是老死不相往来。
养母重病时，刘培麟也找过几个哥哥。可兄长们死的死，老的老，还有几个失踪了，没有选择，他独自负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
养母患的是胰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医生询问治还是不治，他想了想，最后点了头。从入院治疗到护理，具体花了多少钱他没统计过，只记得医院要，他便给，兜里没有了便借，然后一步步地走到了卖房子的地步。
2000年之前，刘培麟住在青岛老街上的一栋老楼里，他们一家拥有其中的20平米。过去大人小孩挤在里面，那里并不体面，却也实实在在承载了一些家庭温暖，可如今都已烟消云散。
“你以为我想吗？千考虑，万考虑，最后还是决定（把房子）卖了。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了。”
因为着急用钱，刘培麟给旧屋的定价并不高，可即使如此，在正式出售时这个数字还是被一压再压到了20万。因为买主是朋友介绍的，他答应了议价，这算“尽了孝道”，即使他深知这些钱改变不了什么，很多都是“早晚的事”。
办理房屋过户那天，刘培麟收到了买主的10万元，他问剩下的钱呢？对方谎称办完手续就给，结果从此不见了踪影。他也想过要用诉讼手段维权，可没有收条，没有合同，全凭一张嘴的买卖连证据都谈不上，想到这里他又放弃了。
往后几十年里，刘培麟时常会到老宅看看。
那里房价涨了，住宅也变成了景区，很多人会在这间房子前留影，他怕吓到游客，所以很少走近。大多时候他只是隔着马路静静地望着那个曾经的家，从不说话，也从不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