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拉回到27年前，30岁的梅琳达，恐怕很难理解自己如今的行为。
那时候她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女强人，骨子里却很传统。
她出生在美国中产天主教家庭，父亲是航天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婚后第二年，得知自己怀孕时，梅琳达的第一反应是，告诉比尔，她要离开微软。
“孩子生下来我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我不回去上班了。”
比尔听了很诧异，“你不回去上班了？这是什么意思？”比尔知道梅琳达很热爱工作，他难以想象，她会放弃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梅琳达说：“我们很幸运，不缺我这份薪水。你不会放慢工作节奏，而我也很难既带好孩子，又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那时她的惯性思维是：有了孩子之后，男人理应在外工作，女人理应照顾家庭，这是天职。
比尔·盖茨一家
大女儿珍一岁的时候，梅琳达第一次被人问到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她无言以对，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女权主义是什么。二十多年后，她已经成长为坚定的女权活动家。
在2020年出版的首本自传《女性的时刻》中，梅琳达记录了自己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2000年，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烈日当空的一天，母亲们排着长队，等着给孩子打疫苗，她们每人都带着好几个孩子，即使是不打疫苗的孩子，也带在身边。
这时，梅琳达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儿童免疫和降低儿童死亡率。她和非洲妈妈攀谈，想打听孩子打针的情况，没想到对方却说：“谁来给我打针呢？为什么天这么热，我还得走上20公里去打针？”她说的针，是醋酸甲羟孕酮，一种长效避孕针剂。
梅琳达这才知道，这里的女人们害怕生孩子，她们一个接一个生，但是根本养不起。
梅琳达和比尔在非洲
梅琳达遇到一个刚产子的非洲女人，说到对未来的希望，女人抱着儿子说：“我对这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你把他领回家去，把他带上吧！”——孩子获得幸福的唯一机会，竟是换一个母亲。
这远远不是梅琳达看到的最惨痛的事情。
在走访中，她接触了童婚。十岁出头的女孩，被卖到夫家，打扫、做饭、喂牲口，生儿育女，她们中的很多人，在分娩时死去。
梅琳达曾去过尼日尔的一所瘘病医院，见到一个16岁的女孩。女孩13岁出嫁，很快怀孕。漫长而艰难的分娩过程中，没有医生和护士，只有村里的女人们，不停叫她用力再用力。第三天，孩子死了，她得了生殖道瘘。
这种病的诱因，是婴儿太大，产妇身材太小，母体受到过分挤压，在阴道与膀胱或直肠间，造成穿孔，引起大小便失禁。患病的女孩很快被夫家赶出了家门。
梅琳达和她聊天，问她对未来的期望，她说，希望自己尽快痊愈，早日回到丈夫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