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储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多么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馆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歌德和席勒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席勒和歌德同为德国“狂飚运动”的代表人之一，对于政治上的霸权控制极为敏感，像许多艺术家一样，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是以艺术家的理想，即艺术的拯救，在席勒的眼睛里，现代社会里粗劣或者懒惰的弊病需要靠艺术上的审美需要来完成。
1791年，席勒生活困苦，身患肺病，外边甚至一度谣传，他已经在贫病中死去。丹麦奥古斯腾堡公爵和史梅尔曼伯爵从这年12月起，每年资助席勒一千塔勒银币，以三年为限。于是在1793年席勒就把他近年来关于对美学的探讨用书信的方式报告给丹麦的公爵，表面上这是对贵族的报答和感恩，但是实际上，《书简》中的言说多数是针对上层社会尤其是关乎社会人自由的政治权贵的一种警策。
可以说，围绕着席勒《书简》中的核心内容是“人性”，他认为人的最高状态是自由，而现世社会中的人经历的周围的影响太大，尤其是国家政治这以公共机器。他认为人容易受到自身的限制，“一方面，由于对自由的恐惧，人们甘心情愿投入奴役的怀抱”；“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腐朽的管制而陷入绝望，于是就一跃而落入自然状态的那种粗野放肆中”(第七封信)，
他谴责现代社会是一个畸形的社会，“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控制住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第5封信)，这简直是对现代整个社会的尖锐描述，大概没有人愿意否认“无信仰”、“坏事之间的平衡”这两个词语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贴切描述，尽管席勒所指的“现代社会”是两百多年前的封建专制王朝。于是在国家和个人狼狈为奸的状态下，没有人再去讨论谁再奴隶谁?谁的人生是否自由。国家习惯于管制，人们习惯于被管制，这就是现世社会波澜不惊的原因。
“大多数人由于与穷困战斗已精疲力竭，因而无法再抖擞精神去同谬误进行新的，更加艰苦的斗争。只要能避开思维的艰辛，他们就感到满意，因此他们很乐意让别人来监护他们的概念。假使他们心中激起更高的需要，他们就怀着信任的心情激切地攫取国家与教会为这种情况准备好了的公式”(第8封信)
这种上层陷入腐朽，下层陷入粗野的状态，极为让对人性能够充分理解的诗人气愤，他觉察出这个时代的弊病，并且以一个天才所具有的不配合，不服从，不尊重的态度去强烈的反抗。早在那个时代，他就提出了真正的完满的人性是自由，要实现这样一种自由必须通过美，只有美才能造就完满的人，只有完满的人才能够懂得美，而这种美，介于感性的冲动和形式的冲动之间，——游戏冲动，只有这样的状态才能够让人不处于一种因为人性的缺失而流于的紧张状态和疲软状态，真正的游戏冲动能够调和感性和理性，能够拜托紧张，恐惧，以及乏味的外在扭曲，从而真正达到一种完满的和谐，席勒指出这种和谐在希腊社会的人生状态中极容易被发现，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具有如此崇高的品性。
为此，席勒在他的理论构架中指出人们应该经历这样的三个层次，物质层，审美层，伦理层，这也是人们从感性的泛滥到达理性的和谐的唯一道路，在完成审美教育之前就走向伦理走向理性，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误导，席勒指出“倘若伦理性格只靠牺牲自然性格来保持自己的地位，那就证明还缺乏教化；倘若一部国家宪法只有通过泯灭多样性才能促成一体性，那样的宪法就还是非常不完善的”(第4封信)，这难道不是我我们自己的现状，在伦理层完全渗透导各个层面甚至审美本身的时候，这样的国家自然是因为缺乏多样性的一体性而陷入毫无生气的颓废状态。大概这也是专制国家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