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稀缺的情况下，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本质都是低效率的。
若一个社会道德充裕，不管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当然也会出问题，但不会出太大问题或大问题。在道德充裕的情况下，对社会而言，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更多是比较收益大小的问题。因为在道德充裕的社会，不管选择什么制度设计，社会总是正收益。但不同制度设计会导致不同的收益大小。
但在一个缺德的社会，不管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都问题多多。在这种情况下，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更多是选择最小成本的问题，也就是看选择计划让社会损害小，还是选择市场让社会损害小。因为在一个严重缺德的社会，不管选择什么制度设计，社会总体要获取正收益的可能性很小，社会运转更多呈负收益特征。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制度设计会导致不同的成本支出。而好的制度设计会导致更小的社会成本。
（六十六）提出用哲学提升中华文明品格
中华文明不仅需要吃饭的艺术，更需要关于智慧的科学。如何爱智慧，就需要惊奇，需要求知，需要更注重思维精神层面的绝对追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相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
中华文明不仅需要一个人有外在的礼仪，更需要一个人反思在内在品格上应做什么样的人更有价值。这需要哲学来指导。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称“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哲学是理性的神学，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哲学的定义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如何用哲学来提升中华文明品格。第一，全民学哲学。国家需要一场哲学普及运动。中小学以及大学要重视哲学教学。第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哲学。各级干部培训要把学哲学放在重要位置。第三，要注重学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不仅要学西方的优秀哲学著作，也要学东方的优秀哲学著作。不仅要注重学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也要积极吸取当代哲学家的优秀思想。
从长远看，一个只爱利益，不爱真理的国家，最终什么利益都没有，而且很可能有大祸害。而一个不爱利益，只爱真理的国家，最终必然有大利。
（六十七）对中华文明何以能单独延续提出新解释
笔者认为：文明可按照神圣性程度分为世俗文明、科学文明、信仰文明三大类。任何文明的产生和生长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的结果。在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何以能单独延续下来，延绵几千年不绝，而且同化力极强，学界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应更多立足于文明本身特点分析，根本应与中华文明自身特性有关。首先，从世俗文明看，中华文明中的世俗文明是一种精致的世俗文明，而粗陋的世俗文明其延续的可能性较小。其次，从科学文明看，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更具有实用特征，这也有利于提高文明的存活概率。再次，从信仰文明看，中华文明中的祖宗信仰模式，也不容易被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