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提出制度建设要考虑与文化的相容性
制度与文化，二者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制度的生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生或在内部新创设；一种是外生或从国外引进。由于文化与制度本质是有区别的，并且二者也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所以，我们生成制度，不管是内生，还是外生，都需要考虑文化或人文精神的背景，否则，制度实际运行的效率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考虑与原有文化的有效结合和相容问题。并且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古老，就越要注意制度建设的相容性。否则，新制度就是旧文化的工具，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
（二十七）研究认为中国的“信任之谜”问题实质是不存在的
文建东和何立华在《中国“信任之谜”及其解释》（《经济科学》2010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9期转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信任之谜”的问题。也就是说，就中国的信任问题而言，一面是显而易见的诚信缺乏的诸多事例，强化了人们对信任危机的感性认识，另一面却是各种调查显示的不可驳辩的高社会信任水平。如王绍光和刘欣的研究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当高，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高信任度国家。由英格哈特（R.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d Values Survey,WVS）1990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60.1%，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WVS在随后的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分别为52.3%、54.5%、和52.3%，而这三次WVS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信任水平均值分别是24.9%、28.1%和24.5%。而日本学者三宅和真针对同一问题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所得到的结果虽然比WVS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Manabe,1995）。与此相似，中国学者组织的调查也有同样的结论，如汪汇等（2008）对上海市的调查显示其社会信任水平高达66.23%。另外，虽然一些学者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社会信任水平看起来较低，但是较低的数值起因于测度口径的不同（王绍光和刘欣，2002；李涛等，2008）。这种现象从主流经济学角度看，是一种让人感到迷惑的现象，该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信任之谜”，并且该文对“信任之谜”给出了解释。
笔者认为，在中国，所谓的“信任之谜”问题实质是不存在的，它实质是一种由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特点所导致的人们在信任问题研究上的一种扭曲反映。客观存在的可能情况应当是：一方面，中国的整体信任水平应当是下滑的，这也是与大量客观事实相符的；但另一方面，在熟人之间和圈子内部，可能信任度有一种提高的趋势。
（二十八）对“中国之谜”给出了一种新解释
“中国之谜”的说法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1993年最先提出。罗纳德认为，中国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把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什么是“中国之谜”？一般而言，就是指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高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有多种解释。
对于“中国之谜”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因素是总体的，也就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作用较大，有些作用较小。在这些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关键和基础因素有二大方面。一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基础。二是人力资本起了重要支撑作用。在我国，人力资本支撑主要表现在两支队伍上：一支队伍是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一支队伍是一般劳动者大军。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庞大的专业技术人才后备军。这些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若没有这些高素质人才作支撑，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不能持久的，或者也就不可能有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的。另外，农村改革也释放出了大量剩余一般劳动者，而这些一般劳动者既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也为企业带来了利润。这里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创新，而一般劳动者提供具体加工和生产，再加上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政策，共同构建了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的基本框架。未来中国发展，人力资本优势很可能转变为劣势，维稳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提出严重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