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对于笔者所提出的幸福偏好永恒性这一命题，若研究者有兴趣，也可就此展开进一步实证研究，通过一些实际调查或问卷调查，做一些统计分析，可进一步验证之。
从幸福偏好永久性价值命题出发，也要求我们建设幸福社会，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在生产力落后阶段，或在人们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增加人们的物质收益。在人们普遍富裕后，应着力建设公平的制度，应更加注重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另外，不管是在生产力落后阶段，还是在生产力先进阶段，社会都不应忽视对于一些具有永恒价值东西的建设和满足，这对于建设幸福社会，至关重要，作用也更持久。
具体内容参考作者相关文献
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三）城市化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局限多
城市化能否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人口小国，比较可行。因为农村人口不多，城市吸收农村人口压力不大。对于工业发达国家，也比较可行。因为工业发达，城市有产业支撑，能较多吸收农村人口就业，这不会导致“城市病”。同时，由于工业发达，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和支援农业，也不会导致“农村病”。
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要完全依靠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困难。从城市方面看，一是人口基数大，城市要完全吸收压力必然很大；二是由于城市自身产业基础也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自身就业压力必然也大；三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简单劳动正越来越多被机器人所替代，这更增加了农村人进城就业的难度。从农村方面看，由于农业产业本身就效益低下，再加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在城市繁华的诱惑下，这会导致农村优势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资金要素等会过多盲目流入城市。所以，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单纯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最终有可能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一方面，必然是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城市出现贫民窟；另一方面，又是农村的“空壳化”和土地的撂荒。
而“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一方面，由于农村农业的发展落后，农民收入低，这必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这最终对城市产业发展也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有竞争优势尤其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较少，城市产业整体缺乏国际有效竞争力，而为了解决“城市病”，为了保障城市管理秩序，政府又不得不大大增加非生产性劳动投入，比如，增加警察数量，增加维稳投入等，这必然会要求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加重企业税收。而企业负担加重，又导致城市产业进一步缺乏竞争力，形成恶性循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供养人员支出，在缺乏产业税收收入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通过不断增加货币发行来暂时解决困难，但这会诱致通货膨胀或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又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更不利环境。
另外，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面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竞争，如何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种子安全等，都可能会遇到很大问题。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是高度危险的。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依靠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对解决三农问题只具有短期效应，不具有长期效应。一般房地产所带动的经济周期，大约是二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三十年。而且若后续没有其他产业配套发展，受供给和需求价值规律必然性制约，最终房地产产业必然是大萧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必然的，这也是经济规律为自己强制开辟道路，连带效应，最终必然带来国民经济的大萧条。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一定要高度警惕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问题。在房地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依靠创新大力发展城市其它产业，并要采取措施逐步消解高房价问题。
